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外省人的处境地位和部分人的生活样貌，外表上穿着、打扮、口音、帮派都清晰，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社会现象。

小四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代课教师，属于低下公薪阶层；国文教师、小明舅父，汪狗，他们多是卑微的市井老百姓；而只有马司令才这些人当中最大利益者。

电影记录当时青少年的生活样态，升学压力，对外资讯、交通还封闭的60年代初期，物质匮乏，白色恐怖剥夺了成人意见表达的自由，校园军训规制着青少年的行为模式，空气里似乎永远弥漫着某种郁闷压抑的气息。

求知和心灵空虚的青少年一代，他们没有远大理想，孤独地成长，苦闷地在西门町电影院约会，泡冰果室，打弹子。就是个人是在混乱的状态，只有看到不同地域、省籍的多文化冲突。在成人方面，基本上把那种愤怒、无奈的父亲角色，及认命、无奈的母亲角色呈现得非常清楚

影片中用别人的话来叙述他人的出场，烘托任务，使用长镜头和广角镜头，体现当时更多的整体社会环境。60年代的初期正好是一大部分人从外来地转入到台湾地区，这种人流的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干扰在那个时代带来的深远影响。

有人说，青春的躁动来源于荷尔蒙，迷茫的眼神，蒙胧的情愫，不安、犹豫、鲁莽、激烈...《牯岭街少年杀人案》，故事源自一个真实事件。再看这部老片子，心中不由泛起几分尘封的“荷尔蒙”的回忆...

“打KISS，泡MISS！”正如电影的第一句台词，这就是青春的开始。金色朝阳下，骑着单车的少年上学去...然而，平静的开场、柔和的色彩却掩盖不了全片无处不在的暴力和血腥，恐吓、打架、群殴...在杨德昌的镜头里，青春是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

电影的主角“小四”（张震饰）穿着白衬衫，干干净净。办公室里，小四的父亲正在向老师求情，请求查卷，以便使小四能进入“建中”日间部。显然，父亲的努力是徒劳的，小四还是进入了夜间部，也来到了生命的转折点。在这里，小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小猫和飞机。飞机戏分不多；而小猫，一个瘦小的男孩儿，比小四矮一个多头，却是影片的灵魂人物之一。

有人评说，小猫其实是导演自己的化身。小猫的出场总能给观众带去快乐——他模仿猫王的漂亮歌声，那么小的个头，要站在台子上才能够得着话筒；他总是在老师面前为小四求情，甚至拆了椅子要去火拼；矮个子的小猫还总是试图像一个大人那样说话，“别这样啦，自己哥们，不要这样啦，看我的面子嘛、来来，我帮你约一下，有事好好说嘛，给哥们一个面子嘛！”正是他，不自觉地将小四引入了另一个圈子，让这个好学生目睹了暴力，体会了无望的爱情和苦涩的青春。

也是在夜间部，小四遇见了少女“小明”。小明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过十几岁少女的负荷。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她，对残酷现实的体会远比小四透彻。贫穷、动荡、寄人篱下，时时刻刻处在一种没有安全感的不稳定状态中，这使得小明身上既有少女的清纯羞涩，又有成熟女人的冷酷。她曾是“小花园”老大HONEY的女友，是男孩们追逐的对象，也是小四青春年代的第一个MISS。

HONEY是小明的男友，也是小明唯一觉得可以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的男人。为了小明，HONEY砍伤了人，逃亡台南。虽然是少年帮派的老大，但就像小明说的，HONEY为人其实十分老实，总是不服气，和别人冲撞。如果不是小四最后那刺向小明的尖刀，我总觉得，小四总有一天会成为和HONEY一样的“老大”。

电影的一些独特设计，颇值得回忆：

其一，是带着浓郁方言色彩的台词。

“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Honey

“我还以为你是好学生哪，原来又泡MISS又卯架。” ——小马

“小姐，你管这个色儿，那个色儿，我们拍的可是黑白片呀。”——导演

“如果我把烟戒掉，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就可以分期付款帮你买一副眼镜了。”——小四父

“怎么地？心情不好啊？没有问题的啦，睡一觉，太阳出来就好啦，活人总不能让屁憋死吧？你说对不对？”——卖馒头的人

无论是上海方言、山东话还是闽南语，经典的台词，如画外音般提示着历史。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数百万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一种安定的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广播里时而出现的“反攻大陆”，街道上进进出出的装甲坦克车，阁楼上挖出的军刀和日本女人照片，时刻提醒着观众，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这里的气氛紧张而不安。而这一切，也不可避免地潜入了下一代孱弱而敏感的心灵。

其二，是一段HONEY和小四的对话。

“我在台南，无聊的要命，每天可以看几十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了。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太晚了，书读得又不够多。”

本性淳朴，但同样被迫过早踏入社会的HONEY，明白小四正喜欢着自己的女友，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再次为了小明而去伤害别人。因为他了解，小明正“爱”着眼前的小四，而不是如当初爱他般，只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全感”。真正懂得小明的，唯有HONEY。但是，他还是死了，死在了成人世界的谋杀里。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怕死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对“二一七（Liang Yao Guai）”老大说完这席话后，他就被这个显然违江湖规则的、不要脸的老大推到了车轮下...叹惜这个懵懂的、轻狂的、莽撞的少年，不懂成人世界的规则。

其三，自然是故事的结局，也是导演的最后陈数。

小四终于明白，小明不止他一个男友。HONEY逃亡时，她曾和“滑头”在一起；母亲生病时，她曾依靠于“小医生”；自己辍学时，她又入住马司令儿子“小马”的家...终于，小四把原本准备刺向小马的尖刀刺入了小明的身体，喊着“你这样会被人瞧不起的，你没出息啊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啊，……”小四的爱情得不到回应，懵懂心头隐藏着的压抑，随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找到了出口，也走到了尽头。

末了，小猫带着自己录制的唱片去探监，无情的看守却把它扔进了垃圾桶...猫王的曲子《A BRIGHTER SUMMER DAY》再次响起...这也是片子的英文名字。

影片落幕，小四那一代的青春也告落幕，带着时代的烙印，或沉重或惘然，时光荏苒，空留一声叹息...

四个小时的电影，花了三天看了两遍，写着写着，却越来越为这个本该纯洁的女孩而难过。

耳边一直回想着小明的话，“对我好，就是要跟我交换我对你的感情，这样你就安全了，你太自私了，要改变我……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对于小明，也曾一度失望，曾和许多观众一样，恨铁不成钢——她和身边每一个追她的男孩子相好，她可以随便投入别人的怀抱。但HONEY的死，彻底带走了小明的“安全感”，一度因为小四的爱而灿烂起来的青春不可避免地夭折了...如果说，在小四由明转暗的青春里，小明是他最后的亮色；那么，在小明早已暗淡无光的青春里，小四就是她唯一的亮色。

是啊，执迷不悟的小四最终还是没有懂得女孩的心。孤独让他们结合，孤独又让他们分开；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而是希望改变对方来证明自己...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青春的回忆是生动的，青春的代价是沉重的，像罂粟花般，妖艳地开放在汗津津的阳光下...

 “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几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可怕。所幸的是，许多有智慧的人在他们的艺术、建筑、音乐、文学中留下足够的线索，让他们的后代能多少重建事实，以及恢复对人性的信心。电影也应对后代有相同作用。” ——杨德昌

1.


以上是两张台风夜发生在台球厅的帮派械斗场面的截图。杨德昌巧妙利用了手电光的移动性在定镜头中实现了场面调度。第一张截图中小四手中的手电筒照向墙壁，使得墙壁成为了一个反射光源，交代了室内的惨状（可以看到墙角下躺着一具浑身是血的尸体，之前还利用小四进门时的手电光交代了“山东”的惨状）；随后在第二张截图中手电光照向楼梯墙壁，刻画了小四离去的背影（同时也为小四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而随着小四的离去，屋中陷入黑暗，暗示了这个帮派的覆灭（本土帮派对外来帮派的胜利，此处也影射了台湾当时的白色恐怖，杨德昌巧妙地将两岸政治上的对立投射到了帮派的冲突上）。

2.
<图片3>

小四在医务室中模仿约翰·韦恩，注意那顶帽子的两侧帽檐被小四刻意翘起，而后老师走进来将帽檐又抚平。此处细节和其它片中的细节（小猫王对美国流行歌曲的热爱，小马炫耀他的录音设备等等）刻画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欧美流行文化的崇拜和向往，与老一辈人形成了文化上的割裂（影片前半段同样在医务室中，有一个场景，一名学校职工和校医聊天，满口青岛怎么怎么好）。

下图则更明显地显示了这种文化上的割裂和矛盾：
<图片5>
日式房屋+中式家具+美国流行文化符号（日本殖民遗留、大陆人大量移居台湾、欧美文化入侵），一个镜头即概括了当时台湾社会的文化现状，杨德昌的洞察力和再现能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3.

被小猫王拆过之后时灵时不灵的收音机被斜搁在厚厚的书本之上。收音机播报的都是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象征了以小四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大陆人，而这个场景出现在他被政治审查之前：被欧美文化重创的传统文化/作风又在政治审查中水土不服。这三者在一个小小的收音机上交汇冲突，又是一个以小见大的绝妙隐喻。该场景中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细节就是收音机被放置在阴暗的角落里，而提供光明的是一盏西式台灯。影片快结尾处，小四父亲的朋友去小四家拜访，指着收音机说：“坏掉了嘛……这种没用的东西扔扔掉么好了”。

片中诸如此类的细节数不胜数，杨德昌将它们一点点拼接起来，勾勒出那个年代台湾的轮廓。正是这种有些细碎的叙事策略，以一种包罗万象的姿态承载了政治、苦难、迷惘、青春、友情、爱情……观众以任意一种角度切入这部电影都能找到共鸣。

杨德昌的这种导演特质在《恐怖分子》中已经很明显地被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冷峻的旁观者视角（得益于杨德昌的留美经历）抽丝剥茧般地暴露出时代最核心的病症——《恐怖分子》中人与人的疏离、《牯岭街》中的社会巨变、《独立时代》和《麻将》中年轻一代对生活的迷茫以及《一一》中现代社会的情感问题。这种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是杨德昌之所以是大师的原因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同样体现了这种特质的《悲情城市》是侯孝贤的最佳作品。

昨晚我又重看了一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是第三次完整的看这部近四个小时的电影，这部电影几乎是我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简单说，任何时候把这张碟片放入碟机时，我都感到异常庄重，也不是在看电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严肃的研讨会。

如果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导演，没有之一，我一定会选杨德昌，他的作品一共八部半，我看过其中的七部，每一部我都喜欢，而且去年他离世了，杜绝了以后老眼昏花鬼迷心窍导出烂片的可能（这种可能已经在陈凯歌张艺谋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因此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此固定，永远第一。

电影演完时，我特地留意了一下字幕，许多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名字，但在那时，他们和杨德昌一样，只是一群热血青年而已，甚至蔡琴也出演了一个龙套角色---汪狗的太太，整部戏里她没有对白，只有一个旗袍的侧影，跟随丈夫汪狗拜访张家时，在门口换鞋。张震、张国柱父子出演父子，甚至连名字都没换，赖声川的女儿赖梵耘演小妹，剧中的名字是张芸，台湾版《这一夜，Women说相声》中的萧艾演冰店老板娘，那时她还很年轻漂亮。

这次看又整理了一次情节，理解也更加深入，同时也更加叹服。
杨德昌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剧情完成了对青春的回眸和致敬，细针密线的解析了少年对逐渐对世界幻灭的过程。


这部电影在我心中是完美的，无可挑剔，因为它足够丰富，又不觉得冗长，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闷，后来知道了更多台湾那个时期的历史感触就更深一些，我的老板的老板，每次去K歌，他都选一些很老的美国歌来K，推算他的年纪，在六十年代他和小猫王差不多大小，想必也经历了那个可怕又沉闷的时期吧。

一方面，杨德昌立足那个时期，取材真实案件，拍的足够真实可信，这一点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做到了；另一方面，杨德昌透过这个故事穿越时代，赋予这一群小孩宿命式的鲜明性格以及由性格而决定的命运，通过对不同的人命运的探讨，折射出一丝夏日亮眼的阳光---那是人性之光的理想光芒。

Honey和小四加上后来的小马，这三个人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对真理和正义的执拗式的秉持，Honey从台南回来后十分黯然又气愤的说：到南部了半年，回来大家都忙着搞钱啦，他和小四讲起他看了无数的武侠小说，都不记得名字了，只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说这段话时，作为一个小混混头目，他眼里是对现状的无奈和一丝革命式的激情，他可以做老大，因为即便在小孩中间，真理和正义仍然是基本的底线，他回来时混混已经在忙着搞钱了，像滑头这样软欺硬怕的烂货居然也一呼百应的有人追随，虽然还很年轻，但Honey已经隐约感到他的时代过去了。他跑到纪念堂去找山东谈，两人走在黑暗的柏油路上，一辆辆的军车呼啸而过，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哪一种吧。山东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看准时机把Honey推向了疾驰而来的汽车。

时代真的变了，小四的性格没变。
第一次记过，滑头抄了他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时，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
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
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在剧中他是从广东赴上海读大学然后从上海跑到台湾）『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o既』。

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每次看这一段，我都热血沸腾，言传身教啊！做父母的。

而后来，同样的情形下，父亲却锐气尽失，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点灯。全办公室的老师惊呆了。
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的父子，父亲却再也没有往日的豪情和雄风，小四却越来越懂事了。

至死，他都终于自己的内心，秉持自己的原则，他捅向小明时说的是：你不可以这样被人瞧不起！
小马虽说占老爸的势力，但除了对待女人之外他秉持的做人原则和Honey和小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在警局嚎啕大哭说：我只有小四这一个好朋友。
这三个将世界理想化的少年，收获了同样悲惨的命运，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斗不过这世界，走向自毁，另一个则将面对永恒的愧疚。

另外那些头脸模糊的庸俗之辈则继续过正常的生活---所谓能屈能伸。

除了三个少年之外，最丰富的一个角色就是小明，这也是我愿意一看再看的原因，小明的塑造最为成功，她一个接一个的依靠不同的带头大哥，终于了解了社会的全貌，她是最早熟的少女，以至于她对小医生说出：『你不要娶她，她不适合你的』这样的话，也不突兀。她喜欢Honey，喜欢小四，她爱的是她们身上有别于其它小孩的理想主义光芒，但她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爱的权利，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同样是选择这样的方式（频繁换男友），小翠就不同，小翠很开心，因为她谁都不爱，她只是寻开心而已。小四不了解小明，就像他对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完整的了解一样，他只看到了表面，小明如此的换男友，在他看来，会被人瞧不起，下贱等等。
他无法改变，父亲形象倒塌后，他没有听姐姐的话去听牧师的解劝，跟着是爱情和友情的幻灭----父亲、朋友、女孩儿，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生命的支柱，男人先是相信自己可以判断世界改变世界，接着就相信自己可以判断女人改变女人
如今一一的崩溃了，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能改变女人，他无法预见未来，更缺乏将日子捱下去的耐心和毅力，只能自毁，或者像狗一样的活在人间----现在你该明白大话西游的结尾，为何会有一句：他好像条狗诶。

整部影片中所包含的信息以及传达出的精神水乳交融，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品的共性。
影片里的南腔北调，学校里那些老师，教官，卖红豆冰的本地女孩,在『少年杀人事件』发生的舞台上，大人和小孩儿一样历经着社会震荡带来的苦痛和挣扎，白色恐怖的社会背景若隐若现。

http://www.cinepedia.cn/w/%E7%89%AF%E5%B2%AD%E8%A1%97%E5%B0%91%E5%B9%B4%E6%9D%80%E4%BA%BA%E4%BA%8B%E4%BB%B6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影片条目（不断的完善中）

1.这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猝不及防的，小四在拥紧小明时刺入了残酷的一刀，不，连续很深的几刀。在小明无法动摇的处世态度面前，小四的劝说辩解苍白无力。小明也不曾料想到那把用来堵杀小马的刀会插在自己身上，因为甚至连小四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亲手杀死小明。

    小明不会为他而改变，世界不会为他而改变。这一切无情的现实周遭逼迫着小四狠狠地刺进那绝望的几刀。

    小四是个好学生，正直单纯。他有幸福也还算宽裕的家庭，关爱自己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他有一群好朋友小猫王、小马，他遇见了小明，甚至还有自己的偶像Honey，一个语气平和跟小四讲起《战争与和平》的小公园前老大。

    牯岭街夏天躁动不安的气息里，小四爱上了小明。小四对小明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小四思考着小明是否真是命里注定的那个人。小四清楚着小明的过往现在，但他可以不在乎，一个在理想中翻覆的少年。

    不过随着故事发展，小四所拥有的一切慢慢毁灭殆尽。杀死自己心爱的人，能是何等的残酷与绝望，毕竟小四并非心狠手辣的小混混或者暴徒。虽然之前他用手电照着血泊中痛苦呻吟的山东，冷冷地问:Honey是不是你杀的？

    Honey的死去让小四愤怒，小明的离去让小四绝望。少年的精神支柱和寄托在家庭变故之后一下子荡然无存。

    和杨德昌的其他影片一样，《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几乎单列一个非主角的人物都可以仔细分析一番:小马、滑头、Honey还有小四父亲，不曾在这部四个小时的影片里显得多余累赘。

2.残酷青春与社会现实

    杨德昌用自己稳健的影像描绘着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夜市，那沙沙作响但又异常细腻真实的对白，《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融入了作为一部杰作所能承受的历史厚重和现实压力。甚至有人戏言:《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用去了杨德昌太多的才华，完全掩盖了影片前后作品的光芒。

    1991年，张震刚刚14岁，稚气未脱的他诠释着杨德昌记忆里学生时代的残酷青春，当个人理想与社会冲突交织碰撞在一起，小四和小明注定只会是一场悲剧。

    10年后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又用莲见刺向星野的一刀见证了青春的荒唐，他的这部电影揭露了太多青春里不应有的罪恶和创伤。禁锢中老去或者爆发，青春就是一句奢侈的谎言。

    岩井俊二电影从《燕尾蝶》开始喜欢和中国扯上了联系，《燕尾蝶》里昏黄的火光边固力果唱起了《南海姑娘》；《关于莉莉周的一切》的故事灵感来自王菲演唱会现场的忠实歌迷；《花与爱丽丝》的阳光午后，爱丽丝对宫本雅志用中文说出了:“我爱你”和“再见”。

    点滴浮现很多人还是记忆犹新，但说起《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莲见捅向星野的那一刀是受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结尾影响，有人可能不置可否，但岩井俊二来上海时曾向记者解释过《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少年杀人的结尾确实来源于杨德昌影片里的小四。

    回忆里的冲绳岛阳光明媚，少年们尽情享受青春岁月的欢乐。但恰恰是这次冲绳之旅让星野险些丧命。当地司机告诉他，如果人们带不吉利的东西来小岛，就会在这里受到惩罚，丢掉自己的灵魂。归返途中少年又目睹一出死亡，星野难以平息这种震动。

    可以说冲绳之旅时让阳光少年的戏台轰然倒塌，星野就脱胎换骨变了个人。而小四的戏台倒塌则是因为底下柱子一根根折断倒下，父母的遭遇、Honey的死亡、小明的离去还有自身的挫折，在和小明摊牌无效的情况下，他也随即崩溃失衡。

3.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

    比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铺展蔓延而开的绝望，《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压抑至极，灰色透顶。影片里有着太多麻木不仁的封闭，太多不堪忍视的欺凌。
    
    很多人难以接受星野的突然爆发，只因为他在乎着身边人的看法，需要改变，需要认同——即使改变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感。事实是后来星野的所做所为对那群少年少女们来说，是场难以脱逃的噩梦。津田被逼援交，久野惨遭凌辱，对于昔日好友莲见的欺辱更是不留情面。

    少年少女们在与青春不相符称的封闭里，在莉莉周的音乐中寻得心灵宽慰和存在躯壳，依赖着莉莉周的音乐逃避生活，忘却疼痛，冷漠亲情，缺乏友情，所谓的爱情都被包裹着不敢外露，《关于莉莉周的一切》只有青春的压抑，全然没有洒脱。

    星野变本加厉的残暴更加反映出少年内心的混乱，怯弱的莲见对于星野的欺辱始终默不做声，逆来顺受。无论是被侮辱的或是被损害的，津田的死亡和久野的抗争是两种可能，影片在冲绳之旅后鲜乏温暖画面。

    在莉莉周的演唱会，青猫带着青苹果来现场赴约。莲见这时才发觉残存的一线希望都是对自己撒谎，转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不曾料想BBS上的青猫就是一直以来欺辱自己的星野。纵然从那时起他才知道青猫只是网络上擦肩而过的鬼影，可现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耳光。星野依然用他的蛮横拒绝着莲见的畏惧或者说善意，青猫以现实里的星野出现，带着坏意扔掉了莲见那张门票后独自进场。

    于是演唱会结束后，歌迷追逐着心中的莉莉周。人潮涌动之际，星野出于本能地回头，发现了身后的莲见。他一下子软倒在了地上，莲见的抽身之速在人头攒动间便消失不见。

    莲见深深地刺了星野一刀，而且可以想象这道口划得很长。这一刀草草收场但足以致命。

    青猫消失了，星野死了。

    影片让这对曾经的好友在青春岁月里选择了折磨:星野欺辱莲见、莲见最后又结束了星野的生命，相信没人会在星野倒下时言不由衷地赞赏。毕竟这样的方式除了残酷，没有其他更悲哀的形容。

4.结局的结局
 
    小四杀人引起了社会关注，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

    莲见侥幸脱身，他那一刀不为人所知，莉莉周的歌迷们在网上讨论着少年的死去。莲见染了发，沉默地听着老师教导，阳光漏进教室里，久野弹奏的钢琴声流水般淌动，一切似乎依然从前。

2005.12 #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关于莉莉周的一切》
                                           

    只用一部电影就可以让人喜欢上杨德昌。我看了4部，但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他和他的电影。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你真正领会一部作品时，才有资格去评论它。否则，任何观点都是肤浅甚至粗鄙的。对于杨德昌的电影，我依然认为自己还缺乏理解它所需要的生活阅历。因此，即便有所感悟也不敢乱下结论。

    但也许是职业原因，我最经总是想起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部91年的老片子。有同事说，《牯岭街》的叙事方式很值得新闻写作的借鉴。而我也慢慢觉得，原来很多新闻事件的发生机理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影像作品与文字作品，似乎有了很多的相通点。

    但我认为，影像的表现力要远远强于文字。因为直观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更容易激起受众的某种情愫，从而超出作者原本想要表达的内容。巧合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改编自一则短小的新闻，而它的价值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新闻事件。

孤独的青春记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在“小四”身上找到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正统的家教、不错的学业、沉默的性格、敏感的心灵……当张震那张稚嫩而羞涩的脸出现在镜头前时，我忽然有一种亲切感，那种神情像极了多年前的我。

    《牯岭街》是张震的第一部电影，那时他只有15岁。没有经验，反而更适合表现小四的青涩。在后来的《麻将》中，张震已经有了些许“风尘气”。而经过侯孝贤的“调教”，他才彻底转变成一个文艺青年。

    在杨德昌冗长的镜头下，“小四”多以沉默、老实的形象出现，甚至很少见到他笑。即使在“山东”被honey的朋友砍倒后，“小四”战战兢兢地去收尾时，也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与其他孩子不同，他无法真正与外界相融，他比别人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但同时，他也必须恪守自己的准则，做一个老实的孩子，可靠的伙伴。

    但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一个人在想什么，对于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更是如此。

    “小四”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知识分子的父亲给了他正统的家庭教育，但现实却远不是那套冠冕堂皇的“仁义道德”。邻居蛮不讲理、幸灾乐祸；学校则惟利是图、师德败坏，“小四”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困惑，他沉默。

    他有朋友。但小猫是个人小鬼大、颇有江湖义气的早熟少年；飞机老实、木讷，不足为谋；小马具有侠义心肠却养尊处优、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些朋友中，他也无法找到共同点。“小四”的孤独也许正在于此，他要承受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反差，又无法从朋友身上得到感同身受的共鸣。

    “小四”说话并不多，但他的台词都隐藏在那双沉默的眼睛里。他要成长，要面对太多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事情，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胆怯、好奇与不知所措，只能低垂着头，眼睛里若有所思。有时，你甚至不忍直视那双眼睛，因为它表现了残酷现实对一颗纯洁心灵的侵袭与污染，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挣扎。但“小四”究竟领悟了什么？你只能猜测，却不会知道，只有“小四”才知道。

    即使在小明面前，那双眼睛仍然是沉默的。但这种沉默中，已经有了故作沉稳的一面。感情是对小四最好的抚慰，然而无论在经济还是所谓的“舆论”上，小明都处于弱势。这与小四在现实生活中的弱势没有两样。

    在小明身上，小四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他要小明独立，是因为他自己不够独立；他要保护小明，是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保护。他把对自己的各种复杂情感都投射到小明身上，即使是刺向小明的那一刀也是如此。

    尽管小四杀人还有着更多的深层原因，但那一刀无疑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否定。在面对成长中完全不同的环境时，小四不知所措，他不愿承认却又无法改变这一点。因此，他对慢慢倒下的小明说，“你站起来啊，快点站起来啊！”小明还是倒下了，小四的心理支柱也坍塌了。

    在我看来，每个少年身上都有小四的痕迹。因为在我们的成长中，总有一段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无所适从，在我们向外界寻求认同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内心的自我否定。因此，小四杀掉了小明，也杀掉了“过去的自己”。

    但即便如此，现实也不会因小明的死和小四的入狱而改变。影片的结尾，当小猫把自己录音带带给监狱里的小四时，狱警在摆弄了一番后还是很不屑地扔进了垃圾箱。这个细节正道出了现实对他人价值的漠视。我想，这不仅是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杨德昌的无奈吧。

故事与背景

    如果单纯地评价一件事情，我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但如果结合背景的话，故事往往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类似于“少年杀人事件”的新闻在都市类报纸的社会版中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往往只关注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它的背后。如果对每个类似的新闻事件都做一番剖析，就很容易得出不同版本的“少年杀人事件”。在媒体的报道中，“马加爵案”如此，“杨佳袭警案”如此，借鉴了该片叙事手法的《少年杀母事件》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在一个看似极端的故事背后，必然有着复杂的个人、家庭、社会，甚至历史因素。相比各种微小的诱因，一个清晰的时代背景显得更加重要。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大陆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台湾则处在国民党的窒息统治中，但那时的台湾已经有了开放之风。“小猫”只是一个够不着话筒的小孩，却因对猫王歌曲的精彩演绎而在酒吧里小有名气，足见“舶来品”的受欢迎程度。

    社会开放，对物质与虚荣的追逐也随之而来。“小四”最经常去的地方，除了家和学校，就是小猫驻场的酒吧，酒吧是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场所，不但没有对青少年说不，反而千方百计吸引他们消费。即便是学校，也已变成一个依附权贵、师德沦丧的地方，在电影中，老师的形象是很模糊的，除了对学生的训斥与辱骂，他们没有任何为人师表的表现，而校长更是冷漠、自私、蛮不讲理。与之相对应的是，恪守着传统道德标准的父亲，生活和事业却屡屡受挫，不仅被政治运动牵连，也被朋友出卖。

    在这些并不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大陆移民与台湾原住民的隔阂、阴晴不定的政治环境、帮派斗争的雏形，等等，在杨德昌的长镜头下可见一斑。

    放在这些背景下，“小四杀人”的动机似乎就不难理解了。尽管作为一名少年，小四还无法对外界的种种拥有一个清晰的意识，但这种现实对一颗脆弱心灵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在如此解剖这个事件时，小四的形象慢慢鲜活起来，他不再是新闻报道中冷酷无情的杀人犯，而是一个被社会摧残的悲剧少年。

    更重要的是，杨德昌为小四的形象注入了浓厚的知识分子情怀。在看到那篇短小的新闻时，杨德昌也许并不了解主人翁的成长经历。但在编剧时，他必须对故事进行充实。因此，在杨德昌的笔下，小四有了一个籍贯广东的知识分子父亲，有了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有了一群讲义气却无法交心的“哥们”，有了敏感沉默的性格。我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取材于杨德昌本人，不仅因为自身的经历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还因为，小四若有所思的神态使他很像一个“思想者”，而在杨德昌善于摆弄的长镜头中，处处都是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把一则微不足道的新闻改编成一部教科书般的现实主义影片，可见杨德昌的深厚功力。其实，杨德昌并没有对故事本身做太多改变，而是花了大量笔墨让故事的背景变得清晰。因此，当我再回味这部长达四小时的电影时，感到的是厚重而不是冗长。这也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不要孤立地看待一件事情，放在它原来的背景下，故事的面目就会有很大不同。

    在很多新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借鉴。记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小说的笔法挖掘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来源，以使文章更加生动。尽管这种方式还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读者很喜欢。

    我曾经认为，在新闻写作中，任何一个独立的事件都可以用不超过3000字的篇幅讲清楚。但现在开始觉得，3000字所承载的内容是很有限的，要真正还原一个新闻事件的本来面目，甚至用一篇小说都不为过。然而，新闻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它往往无法花费大量笔墨去渲染背景，而只能描述事件本身。

    相应地，读者似乎也麻木到只会从单薄的新闻报道中寻找故事离奇而庸俗的一面，而不是关注它背后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和读者构成的大众漠视了新闻故事的主角，就像电影中被漠视的小四一样。

儒者杨德昌

    我的本意是想说“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因为他的叙事背景通常是东方文化。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杨德昌把中国人的孤独、不安、冷漠甚至尔虞我诈表现得如此自然，这一点让我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种描述竟然由一个台湾导演来完成，而不是大陆导演。

    是杨德昌更懂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不尽然。大陆的文化传统显然比台湾更加深厚，相比同时期的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受过正统文化教育的大陆“第五代”导演，杨德昌不见得更懂中国文化，况且他还有多年留学美国的背景。

    但也许正是这段“留洋”的经历，使得他更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而可以从更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叙述方式。

    杨德昌喜欢把镜头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冷冷地窥视人们的生活，镜头里，人的动作和表情如此自然，仿佛不是在表演而是生活。这种类似于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容易让人觉得乏味，但仔细看时却又意味深远。《一一》中，敏敏对昏迷的婆婆叙说每天发生的事情，但很快，她就无法接受生活中表面忙碌下的空虚，“我怎么这么少？我为什么会这么少？”敏敏哭着反问自己的镜头成为影片最具冲击力的画面之一。那么，当我们也每天反省自己的生活时，会不会一样被这种空虚打击得泪流满面？这是杨德昌不动声色的质问。

    杨德昌像旁观者一样叙述每一个故事，他讲得完整而细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此你可以做出不同的解读。

    也许是受国产电影的太多影响，我更习惯于在电影中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获得一个明确的道理，并拥有和其他人相同的观影体验。因为大陆导演更倾向于把情感投射到主角身上，并围绕他构建故事，这种故事的主线往往很清晰，观众也很容易揣摩出导演的意思。因此，当我第一次看杨德昌的电影时，对这种“散”、“慢”的叙述方式颇不习惯，在观看《一一》时尤其如此。在这部被称为台湾最好的电影中，我试图揣摩出杨德昌到底要说什么。最后却发现他什么都想说又似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生活的片段剪切后又重新拼接起来，组成不同的形状，让你自己去想。

    其实，所谓的“好电影”只是一种感觉而已。如果非要说出个一二，反而失去了那种韵味。但在电影中，导演的影子清晰可见。在我看来，导演对电影的驾驭应该体现在故事的维护而不是干涉，如果故事中有太多的巧合和偶然，让你“看到开头就能想到结尾”，那必然不是一部好电影。一个好导演的作用应该像一个优秀的足球裁判一样，维持比赛的流畅与精彩，让观众欣赏比赛而不是讨论自己。

    杨德昌个优秀的讲述者，但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电影人物身上，从而完成与电影的互动。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麻将》中的伦伦、《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和《一一》中的简南俊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儒者的影子。这就是杨德昌。

    这并不奇怪，反而证明导演与电影已经融为一体。杨德昌并不是想通过这些人的命运变化来说明什么，而是通过他们的困惑表达自己的困惑，通过他们的思考表现自己的思考。生活中，杨德昌就是一个儒者，自然有着自己的思索与感悟，不同的是，他的职业决定了自己对生活的体察更加细致，于是，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体验融入到电影中。像《麻将》中的伦伦和《独立时代》中的小明，就是杨德昌在电影中的代言人，尽管不是主角，但他们的思考却贯穿了整部影片。

    最后要说的是“说教”。我谨慎地赞同“杨德昌是一个说教者”的看法，这从两部电影的结尾中可以看出。《麻将》的结尾，台北的晚上，伦伦出去找马提娜，经过一番找寻，两人终于遇见并在街头忘情地接吻……我一直认为，这个结尾有刻意设计的痕迹，“伦伦在没有找到马提娜的踪影后失望地回家”应该是更合理的结果。但杨德昌似乎不想对伦伦太残酷，在失去了朋友之后，杨德昌“慷慨”地给予他爱情，也为他的生活带来一丝亮色。

    《独立时代》的最后，小明和琪琪分手后的瞬间又双双有所领悟，最终相约“去喝咖啡”。这同样是个让我意外的结果。按照杨德昌一贯的犀利，他是不可能为电影设置一个完美结局的，这两部电影却偏偏如此。是杨德昌真正解开了自己的困惑并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怀疑。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太仁慈，不想给观众蒙上“现实残酷”的阴影，而巧合的是，《麻将》和《独立时代》正是两部以少年和青年为主题的电影。也许悲观的杨德昌对年轻一代仍抱有希望吧。

    相比之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一一》的结尾则是不着痕迹，浑然天成，让人回味悠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虽是以少年犯罪为主题，却旨在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而《一一》更是将目光投向人们的精神层面，在这两个更为宏观的主题上，杨德昌表现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并不是说《麻将》和《独立时代》中的杨德昌是不真实的，对结尾的“温馨”处理恰恰体现了杨德昌作为儒者的仁爱之心。但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是痛苦的，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一样，真实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