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

所谓“非虚构电影”，也可称作“纪实电影”或“纪录片”。尤其是一想到“历史纪录片”，脑中掠过的镜头基本上就是历史照片加上画外音。鉴于科技发展的原因，活动的历史影像寥寥无几，所以拍摄历史纪录片，基本靠旧照片支撑，佐以或委婉或激昂的“朗诵”。正是缘于这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对《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样的片子不敢看好——试想一下，在无法虚构的前提下，一个历史故事再曲折再离奇，单靠讲述能怎样生动？我猜想，无非是采访几个历史人物的后人，用他们的画外音配上旧照片，用上一点故弄玄虚的技巧，把材料呈现得扑朔迷离而已，还能制造怎样的惊喜？

然而当我坐进影院，渐渐被导演带入历史的“至暗时刻”，等到场灯亮起，不由感叹：此片无论在内容的把控还是形式的探索上，都非常成功，可谓独具特色，别有一功，也理解了为何片方敢将它置身于故事片如林的档期中。从其品相看，它不输给国产故事片，甚至会因其独特的风姿而引人注目。

从“内容的把控”上看，导演对史实了然于心，因此在需要“揉碎了、掰开了”讲故事时，表现出了镇静的情绪。片尾那些历史学家的三言两语和名人之后的娓娓短述，印证了史实的无懈可击。此外，在故事抽丝剥茧、拨云散雾的过程中，没有因为“章回体呈现法”而增加观众的观影障碍，而是对历史细节紧扣不放，层层推进，从中，让人看到导演的功课做得非常到位。

在“形式的探索”上，更是可圈可点。首先是“适度的演”，就是仿佛让历史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一样，又不让他们“过度表演”，止于“生动图解”。根据讲述的需要，该动时动，该定格时随时定格，甚至还有回放和重现，表现的手段非常灵活。片中的人物基本没有台词，时刻提醒观众这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的故事片。这些丰富的表现手段，让这段“刺杀之谜”的历史故事几乎有了故事片的品相，却又让观众与它拉开距离。导演始终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哪怕在人物身上倾注了感情，但在史实的呈现上，决不贸然动情，在进出自如的电影语言中，一以贯之坚守的是纪录片的品质。

导演韩晶在其微博上说了这样几句话：“作为‘民国刺杀’系列非虚构电影的第一部，‘刺宋’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不迷恋虚构，历史才是最了不起的戏剧大师。”这是在说，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时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震撼力，与其费尽心思去虚构故事情节，不如完整再现历史细节，而观众对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心理期待是不同的，当观众知道它是一部纪录片，就不会苛求其故事情节的精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一旦纪录片还呈现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那这就毫无疑问是加分项了。

此片还极其大胆地用“死人说活人话”的方式串联全片，这是敢冒风险的勇敢尝试。四股势力，三方杀手，两个目标，一个替罪羊——恰恰是这个不幸中弹死亡的替罪羊，成为导演选中的“最佳讲述者”，因为他是宋子文的秘书，是与被行刺的第一主角朝夕相处感情深厚的人。他的讲述从日常生活切入，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从呈现的效果看，似乎唯有如此讲述，才能让人如临其境。即便在他归西后，他用在另一个世界的眼睛看待着一切，把他死后的种种告诉观众，竟一点也不违和——因为从故事的一开始，这个人物已经在观众心目中驻扎了，人们愿意听他说话，况且都明白这是“导演的故意”，她是要通过他的口，呈现后来的历史情形。如果突然换了画外音，那才显得突兀呢。

由此看来，在纪录片的故事呈现上，如何将客观的“无我之境”化成具有感情色彩的“有我之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非常考验导演的才华。用得不好，极可能弄巧成拙，变得不伦不类，容易伤害纪录片应有的品相。可是本片从“让活人说话”到“让死人说话”的衔接非常自然，导演对观众心理接受的考量做了正确的估计，这是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创新，展露了导演多方面的才华。

在今天，讲述一起发生在1931年上海的震惊全国的刺杀事件，能讲到如何精彩的程度？观片前我心存疑惑，但看完后，我莫名惊喜。难怪它能够成为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和第10届澳门国际电影节入围影片，并荣获“2018中国中央档案馆年度收藏作品“与“上海四十年20部优秀文史电影”等多项殊荣。如今终于在全国上映，如有机会领略这部“全新的非虚构电影”，不要错过。尤其是有志于纪录片的同行，想必可以在该片“呈现形式的创新”上，受到启发。

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兴起，非虚构写作在中国风起云涌，创作队伍越来越平民化，题材越来越宽泛化。各种历史钩沉、凡人传奇、行业内幕故事纷纷登场，接受者在好奇、震惊之余，获得了阅历和知识的拓展、精神的愉悦。同时，非虚构写作已经突破了文字书写的单一样式，开始产生影像呈现、口述历史等新的形式。

　　用影像的方式进行非虚构写作，笔者姑且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它看起来与纪录片相差无几，两者都追求真实。但纪录片更强调冷静、客观、中立的呈现，其倾向性隐藏在摄影机的注视与亲历者的讲述之中；非虚构电影则在记录性的特点之外，更重视详尽研究和场景的还原、重置，甚至毫不掩饰创作者的评价与想象。

　　日前上映的《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以下简称《刺宋》），就是一部非虚构电影。它聚焦于1931年的一桩真实刺杀事件（其实是两桩），假借一位死者的口吻，带领观众回到历史情境，去复现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梳理玄机重重的刺杀动机和过程，以及各种机缘巧合、阴差阳错中的历史真相。

　　从题材上看，《刺宋》符合一部悬疑片的要求。围绕“刺宋”这个核心事件，可以营造一种惊险刺激的氛围，可以围绕刺杀的准备、刺杀过程中的意外以及斗智斗勇，建立起丰富的情节起伏，其观影效果或许接近于《行动目标希特勒》（2008）。但是，打造成一部基于历史事件改编的故事片，《刺宋》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无法建立一种“历史正义性”，同时也无法塑造一个能引起观众认同和共鸣的主人公。

　　在这种背景下，《刺宋》以非虚构电影的面目出现，有一定的合理性。刺杀宋子文虽然在民国历史上并非惊天动地，但与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奇妙地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如果两人的刺杀都成功的话，必将对中国当时的政局和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和迅速的影响。以非虚构电影表现这个题材，创作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进入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假设，又可以通过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再现将观众带入历史现场，还可以通过旁白和采访进行历史点评，并凸显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与意义。

　　影片的非虚构特点，使它具有纪录片的样貌和对历史细节进行考据的严谨，还可以通过电影化的方式为历史增添诸多隐喻的意味。例如，影片中许多转场都用了空镜头，包括雨中的树叶、历史建筑的外景、黑夜中的蒸汽火车等。这既可以舒缓节奏，又可以产生一定的意义延伸，营造特定的氛围，呼应人物的处境与情绪。此外，影片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构图方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例如，重光葵在房间时，摄影机几次从吊扇处俯拍人物。缓慢转动的吊扇叶片搅动着不祥的阴影，对人物形成一种无形的挤压，进而将历史重压下的个体命运进行了影像化的表达。

　　如果是纪录片的话，由于当事人全部都不健在，“刺杀宋子文”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整理和后人讲述，或者旁人评述来还原历史，但《刺宋》则可以选择遇刺身亡的唐腴胪作为叙述视角。也就是说，影片从一位“死魂灵”的角度，来揭开刺杀宋子文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相当于上帝视角，可以揭开历史隐秘的真相，又可以增加一份亲历性，并使许多评述和感情流露更加自然。

　　让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是《刺宋》最具创意，也最为高明的艺术处理策略。在历史的洪流中，这起没有成功的刺杀似乎微不足道，但对于唐腴胪来说却是一次无妄之灾。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吊诡：历史不会记住那些没有成功的“重大事件”，也不会记录那些卑微的小人物，但小人物对于历史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甚至，在小人物身上可能承载了重大的历史后果，小人物的亲人也承担着在历史长河中不足为训，但对于个体来说力逾千钧的伤痛。

　　《刺宋》不仅体现了钩沉历史、还原现场的影像努力，还表达了一种具有人情味的历史立场。它从一位已死的小人物入手，以冷静的口吻去复现历史，同时又对历史中的诸多偶然性发出了哭笑不得的感慨，并以悲戚的心情去感受妻子内心的苦楚。正是在这里，历史不再以铁板一块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而是让观众看到了其背后的诸多算计、阴谋、意气用事，以及因多种偶然而对历史进行的改写。更重要的是，唐腴胪的叙述，使历史具有了情感的温度，具有了个人意义上的历史感叹，以及对于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的缠绕关系的表达。

　　除此之外，影片还通过80多年以后历史现场的旧地重游，以及历史学者的评论，试图将这段历史与当下进行呼应。只是，这种呼应其实相当牵强，今天的观众很难从中得到什么历史教训，或者对于这段历史产生更为深刻的洞察力。唐腴胪只是一个冤死鬼，他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这种过于感性，且来历不明的感慨，除了让观众发出“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外，能使这段历史具有当代意义？

　　《刺宋》让亡故的唐腴胪来讲述整个事件，还带来了另一重叙事风险：唐腴胪并非事件真相的知晓者，他以亡灵的身份进行全知叙述，这是否会影响影片“非虚构”的定位？而且，影片力图兼顾纪录片的真实性和电影化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会因过多的搬演性，而影响历史还原的粗砺质感？创新可贵，但由此带来的某些把握失当之处，也应当正视。影片在挖掘历史真相方面虽实证有余，但视野有限，有时会拘泥于人物信息的琐碎介绍。而且，影片一厢情愿地以为“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也过于武断和牵强。

　　当然，在今天这个喧嚣而躁动的年代，《刺宋》仍然值得鼓励。它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进入历史现场，努力为历史加上情感的温度，并设想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尝试使历史成为当下的某种注脚或隐喻。这种创作的初衷与诚意，令人赞赏。（龚金平）

它是一部纪录片，它又是一部故事片，这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

乍一看，这是一个上百度就能查明来龙去脉的旧案：1931年7月23日，以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为首的“反蒋派”，委托“斧头帮”帮主、人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刺杀蒋介石的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案发后，大人物毫发无伤，无名小卒做了枪下冤魂。

但继续往下看，就会惊讶地发现，世人皆知的“刺宋案”底下，居然还隐藏着另一个诡谲莫测的凶案——刺公使案：日本特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行刺日本驻华公使，并嫁祸“斧头帮”，以挑起事端，借机发动侵华战争。发生于上海地界的一起局部事件，竟差点引爆两国战争，这就是“案中案”所蕴含的巨大能量。

那么，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是真的吗？

接近真实，却无法抵达真实

真实，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历史真实、逻辑真实、事实真实、艺术真实，哪个才是真正的真实？

拍摄历史纪录片，无非有以下三种“必杀技”。第一技，档案资料，包括文字、照片、影像。影像当然是最好的，但即便是影像资料，也不能保证一定就是完全真实的。

第二技，口述历史，包括当事人采访、亲历者采访、见证者采访、专家采访。但是口述历史就一定很准确吗？不一定。对于年龄较大的亲历者而言，有些可能因为记忆遗忘，有些则可能因为选择性遗忘，比如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或出于对自己有利，口述内容往往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在国外，口述历史更多被用于研究者进行研究。口述者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说到某个细节时会尴尬？尴尬就是一个表情，虽然在语言上没有表达，但摄像机却能够及时捕捉到，观众也能从中体会到某种意蕴。

第三技，对当时场景的还原，也就是所谓的遗址拍摄。比如四十年前我在这幢楼里上学，现在我来拍这栋楼，这是真实的吗？显然它已经不是四十年前的楼了。因此我认为，采取任何手段试图去恢复历史，都是有缺陷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去接近真实，而永远无法抵达真实。

为了尽可能接近真实，《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不惜采用第四技：找人扮演。不仅如此，还有第五技、第六技，不仅找活人扮演，甚至还有蜡像、亡魂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通过这些手段，影片不仅再现了已知，还挖掘了未知：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历史的诡谲，以及灵魂与肉体、生命与死亡、常态与无常之间的微妙关系。而这，正是影片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让不同学识、不同阅历的人，体会到不同的含义，是比史实真实更难得的真实，比真实呈现更具难度的呈现。

不仅“主观”，还要大大方方“主观”

体现创作者的主观性，是《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给人的另一个强烈印象。

任何类型的纪录片，哪怕没有解说词，它仍然是具有主观性的，原因就在于筛选和排列重组。选择拍这个或者拍那个，选择拍这一段或者拍那一段，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一个故事，无数细节，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这同样取决于导演的主观意愿。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这部影片里，导演韩晶显然对所有能搜集到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的排列和重组，就连影片结尾的彩蛋，也无一遗漏地被纳入到重组的序列中。影片大胆地以一位亲历者的第一人称口吻来叙述，甚至导演本人也作为与往事对话的“角色符号”，进入到现实与历史的不同维度，展开饱含“主观意识”的历史叙事，从容，坦荡，又不乏理性与克制。

这样筛选和重组的好处是，使影片具备了环环相扣的悬念和步步惊心的情节，吸引人往下看。同时，影片对事件细枝末节的雕刻，成熟而富有感染力的运镜，既透露出纪录片追求史实真相的执拗，又展现了故事片对声画美学的超凡掌控能力。

细想之下还会发现，影片不仅再现了事件真相，更指出了事件导致历史进程发生改变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大的历史走向无可更改，但如果1931年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得逞，那么战争则可能提前爆发。而主张对华协调路线、反对武力征服中国的重光葵，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当时的日本“鸽派”，一旦他在北站被刺身亡，则当时日本“鹰派”就会更加疯狂，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这，恐怕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会自动添加的“主观”吧？

18年冬天，在广州的电影院看到了这部电影。

今天在微博上突然看到这部电影今天就要上映的消息，瞬间发觉时间过得真快。

再次看到这部电影，突然间就想说几句关于这部电影。

记得去年看完片子，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部片子的导演真是个勇敢的人。

勇敢不是说她大胆的创作手法，而是作为一个稍微了解影视行业的人，所发出的一声感慨。

做影视往往需要你做太多的妥协，有关市场，有关资本等等，这些都是。

能在一众爆米花电影中，坚持做这么一部影片，整个团队背后的压力可想而知。

影片时长87分钟，不长不短。片子讲述的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掌权人——宋子文，在1931年7月23日所遭遇的刺杀。这起刺杀案在当时很是轰动。一是因为被刺对象位高权重，身系国家大事；二是整起刺杀的离奇结局，让两个家族决裂。而事后，凶手迟迟未能抓捕归案，又为这起事件加了点神秘色彩以及谈资。

这段历史在民国事件中并不起眼，单单把它拎上大屏幕，其本身十足的戏剧性，也足够满足广大吃瓜群众的好奇心了。

这是一起复杂的刺杀，复杂的不是刺杀手段，复杂的是所有看起来不似巧合的巧合。两起刺杀时间地点的巧合，提前下车的巧合，衣着相同的巧合，车门锁死的巧合，最后只能归结于命运的巧合，这就是一场大戏。

影片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台面上复杂的政治角逐，暗地里腥风血雨的江湖争斗，人命渺小无力。一颗子弹就随意结束一生的时代，混乱又热血，激情却脆弱。

刺杀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西装革履的精英官员，热血的江湖草莽，甘为走狗的白脸汉奸，暗地窥视的侵略者，一个接一个出场。在付出几条人命的代价后，一切终于落幕。随后历史便张开大口，囫囵吞下整个故事。

电影再次将它翻出来，直到片子四分之三处才揭露真相。在一众巧合的铺垫下，倒地的人是谁，似乎顺理成章。连片中的多次返场，也只是徒劳的挣扎，结局早已注定。而在这起刺宋中，判断谁对谁错，似乎并无立场，刺客与被刺者为了救国救民，如何评判？当然关于同时发生的另一起刺杀，不必多说，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错。

这或许才是整个故事的精彩之处，这个故事不是阐述正义最终战胜邪恶，这个故事里只有死人和活人，以及那些死去的活着的他们的故事。

还有一点，关于死者的自剖，我内心一直存疑。面对死亡，真的有人可以如此豁达吗？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正如片中所说：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谁生谁死，不是谁能够左右的。

2019年5月24日

飞砂风中转——1931刺杀宋子文之迷

一部电影，开场就写了那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大事件。而这次的故事却发生在和这些人与事相比，相对微小的人和事。用剧中人的话来说：“惊涛骇浪的大时代里，我们只是沙尘”。

蒋宋孔陈

相对于“赵钱孙李”，中国人也许更熟悉“蒋宋孔陈”。而作为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姐姐妹妹里有宋家三姐妹的宋子文，用烜赫一时来形容都不为过。但就是这样的人，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北站，惊遭刺杀。更令人讽刺的是，从被刺杀的起因而言，他不过是刺杀蒋介石不果的替代品。而觉得通过这次刺杀可以严重打击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大概也不会想到其实就在不久之前，蒋介石因为宋子文卡住钱款不放甚至抽了对方的耳光。

而在同一个站台上，险些被刺杀的另外一个人是当时的日本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这个最后被称作“跛子外长”的重光葵后来历任日本驻中国大使。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而不久之前，回到日本的前任上海总领事佐芬利贞男在箱根已经离奇地被自杀。作为惊弓之鸟的他，再怎么脑洞大开，恐怕都不会想到自己的危险竟然会来自同为日本人的“魔法军人”田中隆吉。

在奥林匹克山上喧嚣的诸神，透过光鲜的外表，也和普通人那样“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相对于宿命而言，灰尘又何来大小之分。

无论大小，他们都坐上了那列火车，他们都穿了奶糕白西装。除了一个人。

奶白西装

而在这些大人物中，有个人穿着和宋子文同款的奶糕白西装。这个人就是当时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唐腴庐的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的西医；相对于唐腴庐，他的妹妹，和陆小曼并称为“北陆南唐”的唐瑛也许更为著名。甚至唐腴庐被刺之后的余波之一，都是作为唐瑛追求者的宋子文彻底被拒之门外。就电影而言，有种猜测是宋子文隐约得知自己可能被刺，那么从头到脚如同宋子文复刻打扮的唐腴庐真的仅仅是“误中副车”？要知道宋子文在事后的回忆里，也提到：自己听到枪声的第一反应就是脱去特别醒目的帽子。秘书的臀部，大腿和后背多处中枪，自己却毫发无伤。

不知道唐腴庐那个烧了一桌子好菜的妻子，会不会对着到处是洞的奶糕白西装发呆。她会不会想：你为什么要穿那件西装？

而平时也是喜欢穿奶糕白西装的重光葵，由于一个误把苏州站当作真如站的列车员对他提前打扰，心烦意乱下竟然换了别的衣服并提前下车。余生不短，从此和奶糕白西装应该就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假如站台上中枪的是宋子文，天下岂不大乱；而如果此时倒在血泊之中，九一八事件也许会更早爆发。那么，假如倒在血泊中的不是唐腴庐，是不是所有人竟然会有所遗憾？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如。假如，这世上本没有奶糕白西装。

两声枪响

相对于被乘务员打扰而逃过一劫的重光葵，因为一个叫做小泥鳅的“斧头帮”小喽啰，斧头帮帮主王亚樵的军师郑抱真差一点可以变成那个真正改变历史的人。站台上打响第一枪的人就是郑抱真，但本意示警的枪声却变成了催命的集结号。在那个车站上，硝烟散尽，所有的人都在目瞪口呆，又或者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大功告成。这就像历史最喜欢开的玩笑，总有人会觉得对那段事件负责，乃至对那段时间负责。子在川上曰，这种负责竟然也是不舍昼夜地在持续发酵。

郑保真于次年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参与策划轰炸日军旗舰出云号、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这一次还把之前的漏网之鱼重光葵炸断了一条腿。他的确让枪声在历史的长廊里再度响起。那么午夜梦回，北站上空的那两声枪响，是否真的会成为记忆中的一抹涟漪。毕竟，记忆太靠不住了。

壹仟大洋

“我们需要储存一些记忆，不是因为时间太久，是因为我们太健忘了！“这句电影里的台词让人想起但尼生写过：当权者忘却了死去的国王。历史上，宋子文曾经奖赏事后破案的戴笠伍仟元。而电影中给唐腴庐遗孀送去慰问金壹仟元的竟然是刺客王亚樵。也许，这时候宋子文更多的在为自己无法追求唐瑛而惋惜，又或许，相对于威名赫赫的宋子文和重光葵，微不足道的唐腴庐“只不过”是失去了他的生命。

卡尔维诺说过：“生命差点不能成其为生命，我们差点做不成我们自己”。历史自然不会忘记宋子文和重光葵，而适逢其会的唐腴庐更应该被记住，即便是作为一粒灰尘，即便是作为一朵浪花。

好在有这样一部电影，我们才知道即便如沙尘般的微小生命，才是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原因。

说起纪录片，人们脑海里就会浮现出《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作品。作为一名纪录片爱好者，我个人涉猎的纪录片范围相对要更广一些。但是，韩晶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还是给我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体验。

韩晶导演一直以来坚持以情景重现手法，向观众真切地展示历史事件的发生缘由、经过和结果。大型纪录片《科举》、《大辛亥》、《金融风波1948》等作品，都具有其一贯的风格烙印。

事实上，纪录片业界乃至影视圈内，对于韩导的这种艺术表现手法，都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纪录片引入情景重现，能细致刻画事件始末，设置悬念，增加张力，一改传统纪录片沉闷乏味的感觉，给观者带来良好的观影体验。但批评者则认为，通过表演者的肢体表演进行重现，这和一部剧情片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几年的蛰伏，韩导带着她的新片《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来对她的拥趸和异议者进行了一次集体回应。

《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讲述的是1931年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但侥幸逃过一劫的历史事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但这部电影竟然别出心裁，从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角度——整起刺杀事件中被忽略的一名亲历者的主观口吻，完成了全片的叙述。

可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亲历者唐秘书，以全知者视角，冷静而不无感触地回忆了整起刺杀案的来龙去脉，以及大时代里小人物的生死。通过亲历者的口吻，刻画一起事关自身的暗杀，更好地抓住了观众的眼球，也大大提升了电影的观影体验。

除了亲历者唐秘书的回忆，导演本人在电影中的探寻，也使影片从单一维度的历史叙事，走向了更深沉的多维度感怀。

在观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之后，我斗胆揣测，韩导的艺术论敌们会提出更加强烈的抗议。但我却不吝为影片和韩导的艺术追求，提供一点我自己的辩护。

严格地来说，《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电影。所谓“纪录电影”，重点在于“纪录”，追求的是“真实”。“直接电影”，算是将这一理念推到极致的流派；而比“直接电影”稍微温和一点的“真实电影”，虽然也会人为“促成”某些事件，但对“真实”的追求依然苛刻。

而与之相反的“剧情电影”，则完全仰赖创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和想象，来展开剧情。

如果要给这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一个恰当的位置，它应该是介于“真实电影”和“剧情电影”之间的一个跨界作品。韩导定义它为“非虚构电影”，并非没有道理。“非虚构电影”的外延要比纪实片宽泛，只对事件的真实性有要求，对表现手法则无限制。像《国王的演讲》、《血战钢锯岭》，包括最近热映的《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可归类为非虚构电影。

但是，我本人更倾向于把《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称为“回忆电影”。之所以称之为“回忆电影”，一来是因为电影本身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的，二来“回忆”和“纪录”不同，“回忆”必然夹杂个人的情感。

在《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中，情感的倾注可以分为两大层面。

其一，是故事叙述者个人的情感倾注。影片非常注重宋子文的身边红人唐秘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态度，比如对宋子文的尊重，对新婚爱人的难舍，对田中隆吉的鄙夷等等。或许有人会质疑，影片的表达是否过于情绪化？但从观者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情流露，反而让事件和人物更显丰满。

其二，导演本人的情感倾注，也让《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成为一部风格鲜明的大银幕作品。影片大致分为四个章节，有节奏地呈现事件全貌。每个章节之间，韩导通过真切的感怀，将一位女性导演的所思所想所执所念，全然倾注到作品中，其能量密度之大，情感指数之高，是一般纪录电影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传统纪录电影比作学术论文，那么《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就是交响诗。

韩导并非拍不出充斥着历史学家娓娓道来的纪录电影，但她选择在形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她甚至把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翰、王亚樵的嫡孙王家柱饱含情感的追述，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家的论述，放在了电影片尾的彩蛋部分，而并没有去铺张运用这些珍贵资源，充分彰显了创作者冷静而克制的内心定力。

总之，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期待韩晶导演在“回忆电影”的道路上，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也为中国的纪录片界再输新血！

2019年5月于上海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按照豆瓣评分标准，我只能给出这部影片两颗星。一颗基于故事的角度，让历史染上人的温度，将事件穿插人的悲喜，这才是人文历史的角度。另一颗是给所有的创作人员，不论一部片子最终能获得多少人的认可，背后每个人付出的努力是不应该被抹灭遗忘的，这也是人文的温度。 但是不得不说剩下的三颗星实在不想满上。 虽然能够体谅主创人员，选择故事中的一个小人物来讲述历史事件的苦心，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选择这其中身亡的唐腴庐来叙述这个故事。虽然说其实我们应该去关注唐腴庐的人生，因为他个人的牺牲使得历史有了另一种走向。但我认为创作者的表达有种偏差。大家都认可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个想法。这个未来对于在历史中逝去的人物来说，已经没有色彩了。活着的人才更能体会他们牺牲的意义。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除了他以外的每一个人都更适合比他去诉说他牺牲的意义。而他，主要负责悲剧。 创作者想用一个逝去的亲历者以小见大诉说历史的风云际会，但借一个逝者的眼睛回望过去叙述未来是不恰当的。这迫使这个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成了牺牲者的人成为了全知全能的叙述者，难道人死后就知晓一切了？这想法恐怕不发恰当吧。 最后对于全片想要传达的意图，我不认同。问答中有人提问为什么选择这一次刺杀进行创作时，韩导回答说因为这次事件的戏剧性极高。存在太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正好一起穿了白西装？为什么火车的门锁突然打不开？为什么重光葵会提前下车？为什么？为什么？事实有太多细节，我们追溯再多的文献，采访再多的相关人物也无法还原了。所以，这就是命运？ 不好意思，我不认同。我们记录历史，学习历史，关注历史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打破命运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去调查历史，研究历史，才会发现历史客观是多么的重要。其实从影片中也能看出来，有无数的细节促成了这个事件最后的走向。那么这个事件的历史结果，也是唐腴庐的个人最终的结果，是多方博弈的一个结果，而并不是所谓的命运。历史文献也好，亲历者采访也好，考古也好，所有的历史考据方式只能尽可能接近历史，而无法百分百还原历史。因为仅仅通过文字、物件我们是记录不了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动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的。 我们只能尽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感叹：啊，原来这就是是命运！但是以前人感叹命运，正是因为清楚有背后的许多原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的认识下，再一次用“命运”二字来感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走向，是一个非常不适宜的。即使我们再同情唐腴庐的遭遇，也不能否认历史就是这样冰冷而又无情。 所以大家都会感到疑惑的是，这到底是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在问答的时候应老先生说纪录片也不能完全的说明真实说明客观，而韩导演的这种方式，是她选择的一种带有人性化的纪录片的方式。韩导演选择的这次刺杀，是因为这次刺杀带有的浓重的戏剧化。虽然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巧合场面，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命运，背后一定有促成这个事件的客观因素，只是我们不清楚而已。因为历史从来不会记下那些影响到事件的蝴蝶的名字，我们哪怕搜集到的资料再多，也无法确定疑问背后真正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来讲述，想要讲述出这个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地方，我认为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叙述是不合适的。然而想通过电影的方式来表现，又想借纪录片的方式减少艺术创作的色彩，我认为也是一种奢望。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化的事件。

前一天晚上三点半看完巴西对阵瑞士，只睡了几个小时，凭残存的意志爬去的影院。脑子还没缓过来，看什么都觉得是在看世界杯……用我自创的球场思路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对民国历史一点不通，但是不论是黑帮、日本还是国民党，政治场上怎么乱，无非就是势力对决，并且有输有赢。对于这场刺杀案来说，比赛打了平局——斧头帮踢出了“刺宋”这个乌龙球，黄道会被亮红牌，宋子文重光葵传球成功，日本队换人失败，而小将唐腴胪，获得一次“伤停补时”。

不明白伤停补时的可以补一下

笕昌也有部电影就叫《人生伤停补时》，讲主角在人生最后时刻，得到司命裁判官给出的“伤停补时”资格，利用临终前几小时时间改变命运的故事。《刺杀宋子文》也类似于这种叙事，“明知会死也要拼一拼”，只不过它是一部纪录片，没那么多夸张的编剧，还比较遵循史实。

片子可以说就是一场历史的“伤停补时赛”，唐腴胪不断的返回命案当天，各种势力的摄入让他一次次燃起希望，最后还是不敌命运之手。看完之后心情有点down，倒不是因为主角死了，而是想到像我们这种人如果放在民国，不是黑帮大佬、不是政坛大亨，比起宋家公子宋子文，我们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平民唐腴胪，生没做人杰，死也不算鬼雄，但是凭良心港，如果不是他，抗日战争可能要多打57天了。

好的片子讲来讲去其实都是讲人生，《刺杀宋子文》讲民国刺杀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其实是一场普通人的“人生补时赛”，最后彩蛋出现，还是有点唏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