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营救

电影拍的稀松，不等于，那段历史平常。

对比2012年的美国电影《逃离德黑兰》Argo和2018年的中国大陆电影《香港大营救》，你才能真正体会，谁在历史中，更英勇无畏。

1. 营救人数：

逃离德黑兰，6名；

香港大营救：800多。

2. 被救人员知名度：

逃离德黑兰，卖拖拉机的商人、普通使馆工作人员和他们的老婆。

香港大营救，矛盾、邹静之、夏衍......

3. 营救难度：

逃离德黑兰，还可以通过正常飞机航班，直接脱逃。

香港大营救，整个营救工作，花了半年时间，大部分是陆路。

4. 敌我力量：

逃离德黑兰，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联手，对抗1979年的伊朗革命卫队。

香港大营救，普通游击队-东江纵队，对抗1941年的日本侵略军。

5. 付出代价：

逃离德黑兰，主要是砸钱，成立了一个电影制片厂，买了个剧本，伪造了一个电影拍摄项目，利用了几张加拿大护照，无一人伤亡，成功脱逃。

香港大营救，电影里有名有姓的男一号叶伟强（成泰燊，饰演）都牺牲了。真实牺牲人数，没法统计，因为，关联死亡的无辜民众，太多了。

6. 故事背景：

逃离德黑兰，1979年伊朗革命，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0多名人质被扣，只有6名工作人员暂时逃离，躲在加拿大大使家里。

香港大营救，1941年12月25日，英军投降，香港沦陷，其时大批左翼文化人、民主人士本因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紧张，避祸而转移至港，却遭此突变而身陷险境，人人自危。这批文化精英正是日军诱降捕杀的对象。

但是，

如果，你先看《逃离德黑兰》，再看《香港大营救》，你给这部本土主旋律商业片的打分，就会更低了，超不过4分。

2012年的《逃离德黑兰》是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

导演、主演是本·阿弗莱克。

2018年的《香港大营救》塑造最成功的一个角色是，反派小配角，一个跟日本人合作的报纸总编，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人格，是随时可以自醒的一种神圣力量。

他可以背叛国家，但不会出卖同行。

可惜，他仰天含笑躺尸街头的那副画面，我没有拍下来，我也没记住他的名字。

Sorry.

【备注】

《香港大营救》的广告词“一场周密策划的大撤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逃离，一场斗智斗勇的大营救”，用来推荐《逃离德黑兰》更合适。

正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映的《香港大营救》，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准到位的表演、酣畅流利的剪辑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对剧中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留有深刻印象。大部分观众一般都会如此解读王雅堂：曾经留学日本的王雅堂，在日军的威胁下，丧失民族气节，开始跟日本人合作，并在《南华日报》上刊发日本人的相关信息，后来，日本人要王雅堂到人群中去辨认爱国志士和文化名人，在辨认过程中，王雅堂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与日本人产生矛盾，最后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上述解读，应该和电影主创的真实意思表达，有很大的差距。光头编剧刘宁波认为，王雅堂在剧中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至少是暗藏香港受党指挥的进步人士。当然，王雅堂的这个身份，电影主创们并没有在剧中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正是他们高明的地方。

观众朋友们不妨这样想想：如果香港所有报纸都都不与日军合作，都不刊发日军消息，是不是所有报纸都有停刊的可能，如果没有报纸，叶伟强就没有了“密码本”，行动就得失败。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认为，王雅堂答应与日本人合作，其实是用暗度陈仓的方式协助营救行动顺利进行；影片结尾部分，王雅堂与日本人争吵的戏，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而是为了掩护同志而舍身成仁。此解密是否有道理，观众朋友可以二刷电影进行验证。

饰演王雅堂的演员有些特别，他的身份也隐藏着一条有意思的信息。剧中王雅堂日语台词极为流利，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日语台词完全由演员亲自说出，没有后期配音。演员能如此流利地说出如此多的日语台词，这个演员要么是语言天才，要么日语是他的母语。没错，饰演王雅堂的，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演员，他的名字叫大冢匡将，曾经在《厨子戏子痞子》、《永不磨灭的番号》、《恋人路上》、 《玩酷青春》、 《天安门》、《国歌》、《虎刺红》等影视作品中有过精彩演出。我国的影视剧中，中国人演日本角色很普遍，但日本演员饰演中国角色，而且表现得如此出色，却很少有，这应该也算《香港大营救》的亮点之一.

电影《香港大营救》讲述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驱逐百万香港难民。同时，为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控制，驻港日军特务机关全城搜捕滞留香港的中方爱国志士和文化名人。茅盾、邹涛、蔡导演等800多人为求自保，纷纷隐藏行迹，蒋介石对邹涛等人发出格杀通缉令┉┉，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东江游击队队长叶伟强进入香港，香港混混潘葆提出“一根金条一个人头，只数人头不看生死”的条件，而这一切被军统驻香港特派员朱英跟踪……家国情怀，爱恨情仇，中共游击队、军统特工、日寇间谍、江湖混混，斗智斗勇、惊心动魄，悬疑跌宕伏……叙事比较松散 ，抗日营救主旋律的题材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个电视剧 ，几个演员倒都是熟脸，过于脸谱话并不好！ 开头想营造的紧张节奏以为自己开了二倍速快进 ，民国感的调色和镜头略带的暗角很刻意， 容易出戏！

整个一看电视的感觉，谍战剧，抗日剧，

这类剧仿似市场的大白菜，谁都见过，谁都吃过，要出彩就得情节抓人，情感抓人，否则就容易落入平凡。

作为电影这种短剧应有的张驰与扣人的力，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未能呈现出来，开篇情景置换，节奏让人有一种期待，期待什么时候剧情暴一下，但一直未能等到，影片过半就让人有一种无味的观影感受，如果作为在家里看电视一样，弃剧是必然的结果，

事件本身的家仇国恨，民族大义在电影中未能表现出来，从而导致未能营造出出彩与观众共鸣的点，当作记录片看还是不错，给二星

在《明月几时有》中，许鞍华女士借用矛盾先生，这一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更为熟悉、更具实感的主体，用半个小时的篇幅，以女性特有的散文式的优雅、柔和，含蓄写意的掀开了“香港大营救”故事的一角。在兼顾港人及大陆人的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更多的以港人的视角，描绘出了一副抗日救亡的隽美诗画。

而由刘一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对于历史事件的刻画描写则更为真实、全面，给观众展示了真正的“香港大营救”，惊心动魄而又不乏浪漫温情。

看过两部电影的观众一定不难发现，在电影中有一个关键人物在呈现上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他就是邹韬奋。相较于电影《明月几时有》中站在茅盾先生身后表现得平静内敛的配角邹韬奋，《香港大营救》中的邹韬奋作为主要故事人物，他表现得果敢、谨慎、不失沉稳。电影借由人物很好地还原了当时处在抗日文化救亡第一线的真实情况。

纵观同题材电影，相较于《省港大营救》、《明月几时有》，我认为《香港大营救》做得更出色，一是事件刻画更为真实；

二是视听表达更为商业。在剪辑上大量使用短镜头，同时，平行、交叉的剪辑手法使故事剧情容量更大，节奏更为紧张刺激。影调上也大多采用高光比、大反差的方式营造压抑、紧迫感，有类似于《风声》《十月围城》的感觉，像是一部港式电影，一度让人忘了这是一部国产主旋律电影。

三是人物更饱满。电影在群像的展示当中，也没有模糊个人。无论是邹韬奋还是叶伟强，又或是香港混混潘保全等人，都表现得人物个性鲜明，与剧情高度统一。尤其是成泰燊扮演的叶伟强。除了在营救中展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员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从与妻子白梦瑶的相处以及闪回记忆中展现了一个丈夫的柔情细腻。

四是故事更精彩，文武兼济。文戏浪漫洒脱，无论是叶队长对“玉兰”的深情呼唤还是那句“我们都是中国人”乃至众人的一句句“together”无不彰显导演的诗人气质。武戏刚猛威武，一招制敌绝不拖泥带水。适度的烟火炸点不娇柔不造作，尽显硬汉本色。算得上是近些年少有的典范之作，也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创发打开了一副新局面。

同时，刘一君导演还大胆的借鉴了公路片、悬疑片的元素，在复杂的故事线索中如公路片一样围绕着主要人物的终极目标层层推进，让人物与人物在合理的戏剧编排下顺其自然的联系在一起。在设置悬念时也不因迷信刻意的悬疑而故弄玄虚，尤其当王雅堂被日军官逼问参加悼念会的动机时，导演采用极简的手法，利用一个悼念现场的闪回，直白地为观众揭示了他假意与日方合作，实质是为了掩护文人、随时准备为之牺牲的人物动机，为电影又增添了一笔动人之处。导演坦言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尝试打造出属于中国的新类型电影——营救片，类似于《逃离德黑兰》、《拯救大兵瑞恩》等电影。在我看来与其说导演是在尝试新的类型电影，不如说是努力给国产主旋律电影摘下“贫穷落后”的帽子。

2017年，许鞍华执导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上映，牵出了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往事：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大营救”行动，以及“东江纵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2018年“五四”青年节，由刘一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登陆国内影院，再次聚焦那段风云变幻、惊心动魂的历史。

看电影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投降，港岛沦陷。为了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控制，日军全城搜捕以邹韬奋、茅盾为代表的文化精英。

在这一险要时刻，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廖承志及东江纵队，针对滞留香港的数百位左翼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展开了秘密营救行动。

经过近200天、足迹遍布全国11个省市、逾万里的行程后，最终左翼文化精英们安全抵达后方。

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近几年里多次被搬上大银幕：2015年李惠民、张广锋导演了《省港大营救》，2017年许鞍华导演了《明月几时有》。

本片同样取材于这段历史，但刻画了更多不同阶层的人物，加入了更多动作和紧张悬疑元素。

影片中，营救工作发生在沦陷时期的香港，涉及日寇、军统、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员、各界文化人士、江湖枭雄……

既有多方势力纠缠，又有宏大的场面切换；既有紧张悬疑的逃离过程，又有肝肠寸断的儿女情长；既有关键时刻小人物的复杂心理转变，又有沦陷下的香港芸芸众生相。

01

节奏紧张，配角出彩

影片以日军攻占香港开始，使用当时日军入侵香港的珍贵影像资料，直接将观众带入那一段沉痛的历史里。

镜头一转，日军下令全城搜捕各界文化人士，自此香港全城风声鹤唳，文化届身陷险境、人人自危，紧张的节奏、密集的鼓点贯穿全片，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

在节奏营造上，影片从始至终呈现出惊心动魄之感。为抓捕文化界人士，岸田、小岛布下天罗地网、步步紧逼；为营救他们，男主角叶伟强、阿根乔装潜入香港、展开生死救援。

因拒与日军合作，华声日报主编孟砚秋被枪杀，随后牵连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被抓，眼看着整个文化届就要被“一网打尽”……

叶伟强刚寻着日军的头号通缉犯邹涛（历史上的邹韬奋），却同时被盯梢的军统特务发现；排除千难万险，叶伟强终于护送一队文化人逃上通往惠州的小船，结果遇上日军封港，所有船只不得出行，一行人再次遇险。

大家不得不乔装打扮走陆路冲破重重关卡，最后关头却被岸田分队赶到阻拦；枪林弹雨中一行人终于闯关成功，最后时刻男主角叶伟强却中弹牺牲……每一刻都千钧一发，每一步都扣人心弦，每一处都绝境逢生。

在人物刻画上，影片注重表现特殊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复杂人性转变过程。影片中的反派形象王雅堂令人印象深刻，在参加孟砚秋的追悼会后，他不幸被日军抓获。

面对日军的合作要求，他不惜说出自己曾留学日本的经历、并通过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换取了日军的信任得以保命。

随后，在抓捕文人们的最后期限，日军带他前往陆路通关口指认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文化届人士。王雅堂并不想出卖同行，危急时刻，他不惜装疯卖傻、痛斥日军来混淆日军视线，最终成功保护同行们过关，也使得自己命丧枪下。

王雅堂仰天含笑、尸躺街头的画面，用生命印证了自己的人格并不是那么卑贱，他背叛了国家却没有出卖同行。

影片对街头混混、江湖枭雄的群像刻画也非常到位，香港混混潘葆荃本是只看重利益的帮派人士，面对叶伟强救人的要求，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一根金条一个人头”的条件，但在救人的过程中，他逐步转变。

受到邹涛等人怀疑时，潘葆荃瞬间爆发：“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流氓，可是那天叶伟强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一句“同为中国人”掷地有声，他从开始只看重利益，变成不顾个人安危也要全力护送文化名人们撤离，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与游击队员们合力突围，展现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生动“混混”。

但是影片也有不足，在对男主角叶伟强的人物塑造上，表现他的心路历程和英勇无敌时较为饱满，但是对他的技能展示犹如抗日神剧里的男主角一样颇为夸张。

叶伟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斩杀日军神不知鬼不觉，以两把短驳壳枪、一人之力突出十人小分队的日军机关枪包围圈，全程开挂、最后却倒在前来接应的同志们面前。同时，影片在刻画一群文化人士时也稍显脸谱化，远不如混混们出彩。

影片里的部分台词在缺乏足够的情感铺陈时也稍显生硬，叶伟强摆脱盯梢的军统特务朱英时，对她说都是中国人不要这样做，随后朱英迅速转变心理放弃抓捕邹涛。

在团结文化人士准备逃出香港时，大家高喊“在一起”话剧腔满满，不较影片后面危难重重时、大家无奈下同意走陆路时的逐句表态“我同意”来得打动人心。

影片在细节处下足了功夫，通过大规模的场景搭建真实还原当时的香港市景。历史上的营救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影片真实还原了当时的营救路线，展现了曲折的逃难历程，也体现了角色们的大无畏精神。

02

中国版“逃离德黑兰”

而这样一部艰辛的逃难电影也容易让人想起《逃离德黑兰》，虽然与《逃离德黑兰》多有不同，但对比那场逃离，这场逃离的过程、意义也毫不逊色。

《逃离德黑兰》的导演、主演是本·阿弗莱克，曾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它讲述的是1979年伊朗革命后，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0多名人质被扣，只有6名工作人员暂时逃离，躲在加拿大大使家里；营救对象只有6名。

而《香港大营救》讲的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批左翼文化人、民主人士身陷险境；我党的营救对象有800多名。

《逃离德黑兰》的被救对象分别是商人、使馆工作人员及家属，而《香港大营救》的被救对象是邹韬奋、茅盾、夏衍、邹静之、蔡楚生、王莹等近现代文化史上著名人物。

《逃离德黑兰》里被救对象可以通过正常飞机直接逃出，《香港大营救》里的整个营救工作历时大半年、大部分通过陆路逃出。

《逃离德黑兰》里，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联手，对抗伊朗革命卫队，《香港大营救》里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东江纵队对抗驻港日本侵略军。

《逃离德黑兰》中主要是通过成立电影制片厂伪造电影拍摄项目，利用几张加拿大护照帮助几人成功逃脱，无一人伤亡；《香港大营救》里男主角叶伟强牺牲、助手阿根牺牲，而真实历史中牺牲的人数则更多。

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曲折过程，同样的英勇无畏，同样的人性光辉。

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生死营救，争分夺秒；冒着枪林弹雨，死不旋踵。向着正义勇往直前，即使倒下也是向着光明的方向。《香港大营救》正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电影。

-FIN -

※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首发于公号：小鲜电影

xiaoxianmovie

给大家分享一个刘一君导演版的《香港大营救》地址：//pan.baidu.com/play/video#/video?path=%2F%E3%80%8A%E9%A6%99%E6%B8%AF%E5%A4%A7%E8%90%A5%E6%95%91%E3%80%8B.mp4&t=-1

在刘一君导演微博里看到的，和发行版完全俩概念，剧情、人物、叙事策略都极其讲究，可能是刘导的定稿工作版，不少画面、声音没有后期处理，音乐也是贴的。但能看出导演完整的构思和艺术处理，真的和发行版两码事，不可想象，这部电影为何以目前的面目面世。

从导演版和发行版巨大的差异能想得出来电影背后导演和片方之间经历了怎样的博弈，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目前这个样子的成片，这大概也是中国电影生产现状的一个缩影。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雅堂，先不论有人评论说他可能是个潜藏的地下党，或者受党指挥的进步人士，就算他与地下党毫无关系，在这部剧中，他的人性是最真实的。文化届人士也是普通人，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的考验和家破人亡的惨痛，就可以毅然舍身成仁，我觉得是不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虽然一开始为了生存，王雅堂选择了妥协和合作，但我认为他仅仅只是为了生存，维持报纸的正常发行不仅是刊发日军的消息，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报纸也给港岛内外的各界人士一个了解香港局势的窗口。王雅堂并没有直接出卖谁，也没有利用自己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关系来主动帮助日军去寻找他们，他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是缓解了日军在计划受挫时的狂躁，让邹涛等人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去设法离开香港。单就王雅堂的内心来说，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一死成就文人的气节，可能是怕死，也可能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最后的关头，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个时候我想他已经把所有的顾虑放下，痛快地释放自己内心的想法，死亡是无声的自白，他倒下的那一刻一定是幸福的，坦然的。这个形象塑造得真实，就在于体现了真实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