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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不多久就是告别。幼年溥仪被召唤入宫，与母亲告别。漆黑的夜里，母亲依依不舍将他交到乳母怀中，这一别就是数载。

接着，是与慈禧告别。这是一场永别，慈禧与溥仪见匆匆一面后便撒手人寰，将一片破碎的江山交付与未知人事的他。

童年溥仪并没有享受到指点江山的权势与荣耀，就与江山告别了——弟弟溥杰告诉他，其实整个中国他都已经失去，紫禁城外的一切早就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只有这里还把他当作主子“蒙骗”着。

还来不及从失去国家的悲伤中走出，乳母也与溥仪告别了，因为他长大了。这是溥仪的第一场追戏，在偌大的、荒草丛生的紫禁城里拼命奔跑，然而终究没能追上不告而别的乳母，一去不返的童年……夕阳下，只有他幼小的身影在巨大的宫城阴影中茕茕孑立。

少年溥仪告别了他的母亲。这一次的永别更令他绝望，明明是自己的生母，甚至还不如仅有一面之缘的慈禧太后，最后一面他都不能见到。这一次，他试图利用自行车这一紫禁城外的工具冲出去，依旧失败了。

他愤而与自己豢养的老鼠告别，摔死了它——这居然是他唯一的一次主动告别。看似有无上权势的他，其实只有摔死老鼠的能力。

青年溥仪与建福宫告别。它被黑夜里的一把大火焚毁，同时焚毁的还有朝廷的账簿，太监和官员贪腐的证据……这时的溥仪悲哀地发现，不要说天下，连紫禁城的事他都无法掌管。

不过也无所谓了，因为很快，他也就与这紫禁城告别了。那么努力都无法走出去的宫城，结果别人持枪来将他赶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欢喜地被动告别，终于可以与这个关押了它十多年的地方说再见。做一个唱歌娱宾的花花公子也比当这样的傀儡皇帝强。

可是花花公子的人生不再拥有三宫六院，虽然溥仪不过只有一后一妃，但妃子文绣还是决定要与他告别，离婚追求自己的自由与幸福。这场告别戏其实拍得特别浮夸，与电影整体的史诗氛围并不相称。邬君梅饰演的文绣冲入雨中，侍卫递上伞，但随即她又扔掉，说：“我不需要了！”然后就任凭雨水自由地洒在身上。想要真正有所得到，就要先学会放弃。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都充满了浅薄的意有所指。这是整部电影中最轻快的一笔。

刚告别了生命中亲密的女人，接着溥仪又与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告别。老师庄士敦要回英国了，溥仪去送别他。为他请了一支乐队，用二胡、唢呐……演奏了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

溥仪再一次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几乎就在成为皇帝的同时，皇后婉容就与他告别了。她的孩子一出生就被杀害，孩子的父亲被暗杀，她被送往医院时，溥仪追了出去……这是电影中另一段追戏，这一次的宫院不大，宫墙不巍峨，宫门也不高，但溥仪依旧被拦在门内。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当年那个无力的孩童。

无力回天。日本投降，依附日本人的溥仪再次告别自己的“皇宫”。他这一生被中国人利用，被日本人利用，然而中国人掘了他的祖坟，日本人逼疯他的妻子，他们用他，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爱他。那些爱过他的人也都一一离开了他。这一场他与婉容的告别戏特别悲伤，陈冲饰演的面目全非的婉容朝他啐唾沫，朝日本人啐唾沫，朝“皇宫”里的每一个人啐唾沫……然后将自己关进房间，不跟他逃走。她也选择了与他告别。曾因为害怕而渴求他的庇护，与他在一个被窝里左拥右抱，有过最亲密关系的她们都选择了与他告别，都来责怪他。可是他又该怪谁？

最终，溥仪并没能逃走，被苏联红军抓获。之后又被移交中国政府，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去管理所之前，他再次做出主动的告别，选择死亡，想与自己的人生告别。然而，他连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也没有了。他被救起，被关押，从一个高墙，到另一个高墙，再次与自由告别。

狱中，以英若诚扮演的管理所所长为首的一群人要求溥仪交代自己的罪行，与过去的自己告别，甚至与真实的自己告别……

狱中的溥仪起先与自己的奴才关在一起，被管理所所长发现，强迫他调换房间，将他与最后的一点皇权扯断了关系。他终于彻底告别了那个叫做“爱新觉罗”的身份。在这里，他的名字是“编号981”。

“编号981”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待了10年，10年之后与之告别。告别时管理所所长说：“看，你比我先出去。”溥仪再一次被逐出高墙，然而这一次他断绝得彻底，也终于是真正得到了自由。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原来只有全然的放弃，才能真正的得到。从此世上再没有皇帝溥仪，只有花匠溥仪。

然而时代的车轮依旧向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再次来到。只是这一次，没有人会再管一个花匠，要革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命。人群中溥仪冲上前去：“你们抓错人了吧？他是一个好人啊！”然而没有人理会他，就像当年没有人理会追乳母轿子的他，想出宫看母亲最后一面的他，追婉容车子的他……当皇帝的他，与做花匠的他，其实是一样的无力。他只能与他们，与他告别。

最后的最后，是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年迈的溥仪终于再次踏足紫禁城，这个如今叫做“故”宫的地方。曾经他是这里的主人，而现在却要买门票进去；曾经他想尽办法都不能出来，而今再也没有人会在门口拦住他。他颤颤巍巍走向龙椅，在椅子下掏出一个罐子，里面是他当年登基时，官员送他的蟋蟀……一个皇帝，最终证明自己是一个皇帝，不是靠冠冕玉玺，不是用文武百官，也不是拿金银珠宝……而是一个蟋蟀。一个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罐子中这么多年的蟋蟀。

每个人都觉得他有无限的风光，只有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看得到他的失意。别人的一生都在努力得到，而他却要用一生来不停告别。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去世，享年61岁。

《末代皇帝》是第一部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进入故宫实地拍摄的西方电影。这是一次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门大开，迎接西方艺术家和观众的行为，这无疑是文化交流领域的一次巨大的进步。

电影中有三处前后呼应的点：

第一处，是他的乳娘被突然送出宫外，溥仪心理和生理对她的依恋瞬间受到切断。溥仪一边奔跑一边呼喊着乳娘的名字，最终还是被档在了皇城内部。这一次“开门”的失败，是清朝遗老对这位少年皇帝上的成长第一课，试图将他还未成熟的心从对母乳的依赖中抽离，用分离的痛苦教会皇帝成长的滋味。

第二处，是溥仪的生母在城外服鸦片自杀后，他来到城门口希望出门探望。透过层层看守，溥仪看见外面热闹的街道和来往的人群，他深感到自己的被困处境，于是向看守怒喊“开门！开门！”但天子的权威在这里却毫无用处。愤怒和悲伤涌入心头，少年的溥仪一怒之下将自己怀中偷养的宠物小白鼠狠狠摔死在朱红的城门上。那小白鼠好似他的象征，终日受困于香囊之中不得脱身；此时此刻，他摔碎了囚徒的脑袋，仿佛是在意念中给受困的自己做出了一种极端的了结。

第三处“开门”的呐喊发生在几十年后的伪满洲国。妻子婉容在生子之后被日本人强行转送到疯人院。皇家后人遭到毒杀，皇后也面临迫害。溥仪得知后飞奔下楼，追随到大门。历史又一次上演，朱红的城门再一次被关闭。面对与家人的生死之隔，溥仪心里已是翻江倒海，但身体上只是颤抖地对守卫说了句，“开门——”，便作罢。这一幕对溥仪来说太熟悉了，熟悉得令他害怕。他知道无论他做出怎样激烈的斗争，这扇禁闭的大门都是不会向他打开的。他只是城墙内的傀儡皇帝，他甚至不能掌握开门关门的权力。

溥仪的一生是失败的，但是他的一生对后人的警示作用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一部摒弃文化差距，意识形态差距的纪录片，是非常让人欣慰的！

2018年是“文化悲伤”年，很多星光熠熠的“大师”相继去世。昨天，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去世。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许多中国人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却是最熟悉、最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导演。他通过拍摄电影《末代皇帝》一举成名，获得奥斯卡大奖，从此疯狂爱上中国；通过《末代皇帝》这部电影，他也捧红了中国女演员陈冲、邬君梅。

贝托鲁奇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值得说道说道。

拍《末代皇帝》饱含深情，疯狂爱上中国文化

贝托鲁奇通过电影《末代皇帝》展现了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激荡起伏的一生，60多年的时间，溥仪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傀儡，然后沦为阶下囚，最后又变成了新中国的公民。

【老年溥仪】

这部电影非常壮观，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溥仪60年人生的起起伏伏波澜壮阔。在拍摄这部电影前，贝托鲁奇找到了《紫禁城的黄昏》和《我的前半生》等资料，深入地研究了这位末代皇帝的一生。

《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是溥仪的一位老师约翰·约翰斯顿，而《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扎实的准备工作让贝托鲁奇对溥仪，紫禁城，以及中国文化都非常了解，所以电影的剧本十分完美！

即便如此，第一次走进故宫拍摄电影的贝托鲁奇，也被这里气势磅礴的建筑所震撼，他感到惊叹不已。

【《末代皇帝》剧照】

于是，在拍摄过程中，贝托鲁奇不止一次对中国演员说：“我疯狂地爱上了你的国家一中国，我疯狂地爱上了中国人，我疯狂地爱上了中国的文化。”

这种热爱延续到了电影的角色身上，贝托鲁奇同情甚至喜欢电影中的那些人，“要是我对溥仪没有这种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

因为在贝托鲁奇看来：他们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他们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共通的好斗性。

《末代皇帝》拿了很多电影节的大奖，它是贝特鲁奇导演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拍摄过程受到中国大力支持，不负盛望拿下大奖

这部《末代皇帝》是首部在北京紫禁城真实取景的电影（好像也是唯一一部）。这也成为了自1949年起，首部获得中国政府协助和在中国制作的外国影片。

因为是真实取景拍摄，比起横店影视城那些人工搭建的景观，更加宏伟壮观。在拍摄这部电影时，一共动用了一万多的群众演员，这在当时也是很罕见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国对《末代皇帝》的制作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在拍摄期间，英国女王也访问了中国，为了不干扰电影的拍摄，她也没能参观故宫。

功夫不负有心人。贝托鲁奇将西方式的表达与东方式的故事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既能让外国观众看懂《末代皇帝》，也能让中国观众理解其中的韵味。

在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末代皇帝》赢得所有9个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摄影奖、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剪辑奖、最佳配乐奖、最佳音响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并最终斩获最佳影片奖。

而在豆瓣上，有24万人给这部电影打分，评分高达9.0分，排在影史250部最佳电影的第65位。

正因为贝托鲁奇精深的艺术造诣，这部电影才获得了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双丰收。

为中国女演员陈冲、邬君梅拿到好莱坞的入场券

这部电影为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带来了世界级的声誉，也捧红了当时参演的两位中国女演员：陈冲和邬君梅。

陈冲在电影中饰演婉容，就是末代皇后。

【《末代皇帝》剧照，右边为末代皇后婉容】

她成功地塑造了婉容悲酸的人生。进入90年代，陈冲在美国影坛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被美国电影学会接纳为“会员”的华裔演员。之后，她与好莱坞影星联合主演了一些影片，如《未来启示录》、《天与地》等。

另一位演员邬君梅，在电影中饰演溥仪的年轻王妃文绣，凭借这个角色，她获得意大利电影节最佳女配角提名，开始打响国际知名度，成为第三位成功闯入好莱坞的华裔女星。

【《末代皇帝》剧照，文绣】

当知道贝托鲁奇去世的消息之后，邬君梅在深夜发长文哀悼。文章开头邬君梅就说到：“我的眼泪实在忍不住， 走在马路上听到《末代皇帝》导演贝尔纳多辞世的消息，我突然有些走不动……”

邬君梅是一个演技非常棒的老戏骨，在《如懿传》中饰演的甄嬛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她的微博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这部成名作，以及助她成名的导演有着深厚的情谊。

贝托鲁奇：被电影成就，被电影伤害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的一生，跟电影的缘分难分难解。

他出生于文艺之家，父亲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位影评家。受父亲的影响，贝托鲁奇在15岁开始写作，不久就获得几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

21岁时，他执导了首部电影《死神》。两年后，他执导了备受赞扬的作品《革命前夕》，1972年，31岁的贝托鲁奇执导了《巴黎的最后探戈》，并一举成名。

但真正使他名声大噪的，还是在1987年，执导电影《末代皇帝》。这部电影，正式确立了贝托鲁奇的导演风格：把富有家庭气息的浪漫情节和内蕴的心理批判作为表现的核心，并结合一些政治、社会内涵，展现人生和命运的长卷。

【《末代皇帝》剧照】

电影给贝托鲁奇带来无限荣耀，但也将他送进了监狱。1972年，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巴黎的最后探戈》在上映前夕，因为这部电影的尺度过大被禁止公映，甚至贝托鲁奇还被法庭剥夺了5年的公民权并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

他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一直保持着对世界，对人的理解与同情。

这位热爱中国，深刻了解中国文化的意大利导演，希望他的熠熠光辉能够指引更多的国际导演理解中国，展现中国。

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多年前的文，和现在文风差距较大，写得太嫩，大家凑合看看。］ 1950年，东北中苏边境。一群满清战犯被押解安置。 故事从列车的停靠开始，从严寒中，黑压压的政治犯呼吸的霜雾开始，不断闪回，现实与过往交错更替，记忆与生存映照对比，如此还原了一位真实饱满的末代皇帝。 从满清灭亡到军阀割据，日本侵华最后共党称霸；从三岁登基到亡国之君傀儡皇帝，以致阶下囚最后平民园丁，这部荣获8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音效等九项大奖的史诗巨片，对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溥仪个人的命运悲欢，委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年，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在人如蝼蚁的时代波澜中，有时我们的确会被无奈的宿命论降伏。溥仪又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一生里的数次变革，数重身份，数不尽的人事擦肩，来不及停顿更谈不上思考，历史便将其带往未知而无序的渊数。50年的世事动摇，其意志的表现只会显得孱弱无力。惟有如此，他为人所知的奴性才寻得一个应当的理由。 诚然，历史有其不公，但相信贝托鲁奇同情溥仪并非全因命运之把玩。如若人性浑然天成，时代背景又有何干？这不是一个描写傀儡人生的故事，因此才这般耐读。 性如白织 溥仪的人格在我看来，与常人无异。即使说其天生优柔寡断也无从考据。我记得他三岁登基，对皇宫一切均充满新鲜好奇。先帝光绪病危，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以“承继同治，兼祧光绪”的名义，将三岁的溥仪从醇亲王府召进紫禁城，立为嗣皇帝。一个月后，他便正式登基即位。影片此处的表现煞为戏剧，慈禧顶着白惨惨的妆容，满脸褶皱如枯树干，条条道道积压于下颚，无法窥测其表情变化，独唇齿相撞艰难发声。当她将立嗣之旨逶迤拖出，未等任何人作出反应，便瞠目僵直地坐着，一种不甚吉利的死亡方式。群臣下跪，有人为她蒙上一块白帕子，这张惊悚的面容才得以退出屏幕。小溥仪依旧吮指观望，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他不知道这块帕子覆盖的，是他从今往后孤独的自由。 于是，满朝文武，军臣将士，太监宫女频频向其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三岁的孩子懂什么，他既不明白他们缘何长跪不起更别提享受这顶礼膜拜。他稀奇地穿梭于人群间，左顾右盼，蹦蹦跳跳，毫不自知。此时，他被一阵蛐蛐叫声吸引，来到这位太监面前。太监示意把蛐蛐作为礼物献给皇上，小溥仪拿起蛐蛐筒，又重归无忧的欢笑中…… 所以，溥仪的天性是纯白的，或者还带有清高，他在醇亲王府也被视王子般宠溺。 而后在宫里的生活，无需说明便知是昌盛而无餍的。这般环境里年复一年，助长了傲慢，自恃，专制，独断，依赖性强等诸多极端品性的养成，无可质疑。 他的骄纵“得益于”那千秋万代的宫规。登基时他曾问：“我真的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得到肯定答案后便兴奋地向服侍其沐浴的太监泼水撒欢。幼童的独占心理得到满足，未构成框架的需索体系令其盲目地信仰皇帝这个称谓。然后他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孤独中。从小是害怕，怕与母亲分开，怕与奶娘分开。当有信告知他额娘去世，他只是骑着自行车，无泪无恸，绕着皇宫一圈一圈地周旋，方见城门大开，激起了他潜藏的思念之情，而侍卫是绝不会放其出宫的。他绝望地对着城门喊“open the door”。此前也有相同的情景，中华民国刚刚成立，“皇帝”溥仪也仅在宫内执掌权势。他追赶着被谴走的奶娘马车，冲至城门，狂躁不安地嚷着“open the door”。这一扇门，阻隔了清冷的围墙与繁闹的市区，也阻隔了他无所住的灵魂与被禁锢的肉身。这般绝对的分裂只怕比用刑更令人怨忿。 此后，宫廷已对他毫无意义。他偕同婉蓉，文秀挨着屈指可数的日子。他虽麻木也未想真正离开皇宫，他早已深谙宫外并非他的世界，躲在防空洞里至少能持续填补那华而无实的占有欲。直至后来他抵达天津辅佐日本人在满洲建立傀儡政权，不过是一心妄图称帝所至。是蓬勃的野心，更确切地说，做皇帝锦衣玉食的生活蛊惑着他的意志，他渴望重返尊荣，重返虚荣，重获唯吾至上的优越感。这样的日子谁都想过，只是他拥有此种经历而更难以自拔地沉湎罢了。于是，做皇帝成了一种义务。是贪婪，抑或不甘。 溥仪向看守所所长复述这一段动机时说，由于他来自满洲，中国人都把他当异数，唯有日本人百般殷勤，待其如友人，自然愿随其往。并带着他复辟帝国之心，不想被日本人利用。而之前，他也积极拉拢过各派军阀头目，企图凭借军人的力量恢复祖业。此等用功无济于事时，才将日本视为“第一外援力量”，频繁接触，终被狡猾的日本人利用以达到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婉蓉再三劝阻，他无动于衷。他在桎梏的封闭一生，如何能与老谋深算的军人政客抗衡？即是一般人偶耍心机，他也未必有能力甄别觉察。要说他签订《日满条约》出卖我国东北主权，以致卖国求荣，俯首贴耳，他的懦弱与奴性均源自他的无知。而其无知，又在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中安置。不可避免的宿命。 日本投降，预示着它卵巢下的伪满洲国必将顷刻垮台。溥仪不幸沦为苏联红军的战俘，渡过了五年的囚拘生活。但这五年并非使他改头换面，他的起居照样有人服侍。1946年8月，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这让我想起《东京审判》，无奈里面他的形象过于委琐灰暗。他揭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种种罪行，但同时也掩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他仍放不下皇帝的架子，自然更谈不上认罪。可见溥仪人格的残缺性是根深蒂固的。他并非恶，只是过于任性。也可谓之冥顽不灵，他掩饰自己的罪行处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还一意孤行着皇帝的骄矜。 最后那十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让他真正脱胎换骨。他曾以为中国共产党会谋害他，正如古今中外所有被赶下台的皇帝没有好下场那样。过去受日伪统治残害的人民对他们这些民族罪人宽宏大量，这使溥仪的观念发生根本性转换。他开始向生活自理过渡。政府的关怀与照顾令其深受鼓舞，人生观世界观彻底改变，真正树立起重新做人的决心。当祖国为庆贺成立十周年，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时，他为听到自己的名字而激动…… 这一天，标志着他前半生的结束，而下半生，他选择做一名普通植物园园丁，修葺着今后祥和的岁月轮廓。 溥仪的个中表现与心情是可被理解的。天性如白织，纯洁、透明，和所有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只是阅历塑造人的同时，也毁灭了童真，尤其他这般特殊的地位。 情如棉纱 关于亲情 一个从小养尊处优，呵护备至的孩子，自然对母亲的依赖与信任感比常人更猛烈。若不提及三岁进宫，哭天抢地地呼唤额娘，这时的他有多少俄狄浦斯情节，单是长大的皇帝面对奶娘的离去，伤痛欲绝，疯狂追赶，得知无可挽回仍喃喃道：“But she’s not my wet nurse, she’s my butterfly”随着年月增长，人增加更多的是客观性与疏淡，溥仪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丰厚。正如所有人一样，只是经历的人事一多，消磨耗损走了。耗损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支撑理性与情感，一旦疲怠，壁垒里的一切定土崩瓦解。对溥仪而言，信仰的称谓，每日恭维的喋喋不休，终究变得乏善可陈。奈何，如此徒有其表的地位，他也不忍抽身。 包括那两次如出一辙的“open the door!”他求永远做个孩子，一旦面对这坚实的城门，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被狠狠撞击。他的长成，莫不是围墙内的生活所致，恐怕这扇城门也贡献不少。 关于爱情 婉容，文秀在溥仪16岁时同时进宫，一后一妃。画像挑妻，溥仪显然对文秀略感兴趣，其原因之一无外乎年龄相仿。但在新婚之夜，婉容与溥仪那段极具弗洛伊德象征手法的剧目，也是慑人魂灵的。我为着陈冲当年的姿色啧啧称奇。这女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端庄秀美，却有着一股毒性，妖冶，越吸越来瘾的。眼神存有流光，适时滑落，英姿生百媚。《太阳照常升起》里她的浮夸与年龄过分不熨帖，并没讨好我。尔后易太太倾泻出老上海女人的丰韵与细密，牌局上的若有所思，正应验了王安忆所说，这些女人的社交实在太少，因此难免全力以赴，结果将社交变成了情谊。这人，确是脚本里的“她”，毫无饰演的痕迹，不由分说。 溥仪是对婉容，文秀都好的，也是缺一不可的。结果当改名亨利的他离开皇宫，不再是享有多妻制的皇帝时，文秀决定离他而去，他仍霸道地制约。文秀是果敢的，她没有妥协任何的规劝，于一日滂沱雨下，毅然离去。起先仆人递给她伞，怕她淋着。文秀拄伞三两步后，突然愉悦地将伞抛出一条弧线，仰天喊着：“我用不着他了！我不用他了！”场景里旋转，彻底丢开了感情的包袱。她重归自由，洒脱得令我一时难以回神。 婉容的命运自是多舛。溥仪复辟心切，日本方事物集约处理，时局变革，无心顾及她的心理需求。她只得用大麻安抚自己，从而一蹶不振。她寂寞至极，与丈夫的司机苟且，只为生孩子有所陪伴。日本人自不会给以得逞，枪杀司机，处死婴儿。婉容的生命开始凋谢，无忮求，无期望，心如死灰，形同僵木。爱情？连钻入泥缝的气力也无，谈何开花结果？ 这是溥仪前半生的爱情。情如棉织，极易聚集情感的水分，变得厚重而深沉。而棉织本身，却是弹指间灰飞烟灭的东西。 关于师生情 对溥仪影响最深的老师莫过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文学硕士庄士敦。庄士敦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欧洲生活方式，以及耐心细致的说教，对于从小被禁锢在紫禁城内的“小天子”来说，既陌生又好奇，有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那些宫廷的变革，也是庄士敦教育影响的功劳：溥仪把名字改成了英文叫“亨利”，然后不顾遗老遗少和太妃们的阻拦，断然地割掉了清室的长辫子，穿上西装，登上皮鞋，学骑自行车，俨然一个“洋皇帝”；他一直向往欧洲，16岁时想上牛津大学；他和庄士敦说，我不是君子，谁都不准我说心里话，他们总是教我该说什么；他养了只小老鼠，庄士敦替他守秘；他视力退化，庄士敦为他请愿配副眼镜，尽管遗孀君臣难以接受这一摩登的事实；他说，皇上是世上最寂寞的孩子。分别后，他根据溥仪的前半生撰写了一本《紫禁城的黄昏》…… 他对溥仪有恩，可说是溥仪在宫中唯一的朋友。他们见面时长久地握手相笑，离开时也这样。此后再未谋面，有如君子之交，淡而隽永。 皇帝，这个国家最大的囚犯 溥仪见证了几乎整个中国近代史，又有几个皇帝适逢这独特的年份。 1967年，中国文革最疯狂最动荡的那年，百姓的极度信仰依旧存在，只不过不是皇帝，而是另一个伟人。当年的溥仪已在弥留之际。所以影片中所表达的这一切不言而喻：红色风暴的社会，连交通也变成了绿灯停红灯行，改造溥仪的共产党人同样被共产党人“改造”着，一切都逃不过历史的变迁。 当他看着当年的看守所所长被揪出批斗时，60岁的溥仪径直走向红卫兵，询问所长的罪行。他们说是腐败的右派，皇帝的跟班，修正主义分子，罪证听来言之凿凿，不可饶恕。溥仪只有一味重复“他是个好人，他是个好老师”这类较之软弱而真挚的辩驳，然后被无情地拖走。 一群文工团少女冲出，组成队形，跳起极为严肃的革命舞蹈，模样却有些可笑。 末了，溥仪来到已被设为景点的紫禁城，跨过太和殿门口的吊绳，想要登上熟悉的宝座。此时一位红领巾出面制止，对话饶有意味： “Stop.You’re not allowed in there.” “Who’re you?” “I live here.I’m the son of the Guardian.” “Well.I used to live here too.That’s where I sat.” “Who’re you?” “I was the Emperor of China.” “Prove it.” 言罢，溥仪兴奋地趔趄到宝座边，拿出底下的蛐蛐筒，递给红领巾。蛐蛐从筒里钻出，周身已发黄变黑，不见当年翠色，仍活灵活现，见证着五十年的沧海横流。 他一抬头，那个瘦小的背影早已不知去向。此番此景，令我恻隐许久…… 木心说，生活，是安于人的奴性和物的奴性的交织。 我们如此，皇帝也是。 原谅他无法选择的囚禁。 ps:海报与坂本龙一配乐亦非常之精美。